每月花5万 我在新加坡当陪读妈妈 这是一场迁徙(组图)
大鱼新闻 移民 1 month, 3 weeks
看着12岁的儿子A在戏剧课上自信的表现,陈姐觉得,新加坡,来对了。多年前,为了能让A进上海紧俏的公办小学,上海本地人、房产众多的陈姐花大价钱额外购置了一套学区房。但A性格内向,不太合群,一直到三年级,都处于抑郁状态。上体育课的时候,A会在操场的角落背对着老师独自坐着。这一切让陈姐心疼不已。
机缘巧合下,陈姐一家了解到新加坡的教育,决心一试。疫情伊始,陈姐带着A坐熔断指令下达前最后一班国际航班来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校的考试。安顿下来后,她把5岁的小女儿也接到了新加坡上幼儿园。
四年过去,和众多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一样,尽管初期会被包裹在不确定性与焦虑中,她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加上学费,一个典型的二孩家庭往往每个月至少要花费4~5万人民币不等。能出得起这个钱的家庭,往往是中产往上——最恐惧阶级坠落的一类家庭。
实际上,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们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省市间,学区间进行着数不清的迁徙。全世界都笼罩在阶级坠落的恐惧当中,又希望孩子能够免于这种恐惧的侵扰。
新加坡是一颗漂亮的糖果,它包裹在父母对精英教育的期许当中,成为中国中产父母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一方面,孩子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长;另一方面,陪读妈妈们抛下国内的工作与生活,远渡重洋,在陌生国度承受着语言障碍、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以及孤独感的侵袭。尤其在自我价值感的实现上,面临着挑战。
这是陪读妈妈们的一体两面。
彤女士和丈夫出身湖南一个县城,后到深圳打拼。2022年9月,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举家移居新加坡。“未来,孩子就不需要再想着怎么从国内一线城市奋斗到国际化的平台了。”
她的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其中,小女儿在上幼儿园,学费1.56万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8.4万元)。刚到新加坡时,儿子在国际学校就读,学费25000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13.4万元)。后来,儿子考入政府学校,学费骤减,大约11400新币一年(折合人民币6.1万元),不到国际学校的一半。
政府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公办学校,其优势远不止是学费便宜这么简单。
新加坡政府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于2022年进行的、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结果:新加坡学生在最新一轮的国际学生评估中表现优异,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中重登榜首,使新加坡在全球81个参与评估的教育体系中排名第一。
(注:在2018年进行的 PISA 当中,以北京、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名列三项测试第一。但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22年的调查。)
在2018年进行的 PISA 当中,以北京、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名列三项测试第一。但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22年的调查。数据来源:经合组织,其中,标*表示该地区未能达到一个或多个PISA抽样标准。
新加坡国际教育集团董事何蓓从事教育行业十余年,她曾经在中国的大学任教,目前在新加坡运营6间幼儿园。
她分析,新加坡教育的鼎盛根源上在于新加坡人口短缺,政府对人才,尤其是参与政府建设的人才极度渴望:“因此,新加坡政府花费大量资源,绞尽脑汁,持续变革教育方式,去培养能够支撑现代化社会运营的接班人。”
这也让新加坡教育极早进入“分流”模式。夸张的是,在小学三年级的分流,就能决定孩子将来是否会进入学术类大学。虽然过程中有多次机会考回为学术准备的道路的机会,但难度确实随着孩子长大在递增。
全球生育率走低前提下,新加坡通过低龄留学和友好的陪读政策吸引年轻外来人口。
新加坡宝妈联盟董事经理邸天雄告诉虎嗅,新加坡陪读签证政策允许3~16周岁的孩子申请学生签证,同时,女性直系亲属(母亲、外婆、奶奶)中的一位可以申请陪读签证(1年期,到期可以续约更新)。
因此,“陪读妈妈”这个规定了特定性别的称谓,看似刻板印象,实际上却极为准确。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往往选择在国际学校过渡,并每年参加政府学校的入学考试。政府学校的门槛不低,且有严格的籍贯配比,留给国际学生的名额不多。
很多孩子离开新加坡的家长,都是因为没能考进政府学校。中国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条件并不差,如果没能进入新加坡政府教育体系,中产父母们往往不甘心,因而选择去欧美或者回国“卷”。
Kathy 梳理的新加坡教育体系信息
Kathy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新加坡时,正值某一次教育改革。女儿B考的是中学一年级,那一年,全新加坡参加考试的500位国际学生中,仅录取了20人,后分散于各个政府中学当中,录取率低至4%。弟弟C参加的是小学三年级入学考试,竞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录取率在15%左右。
政府学校入学考试科目为英语和数学。其中,英语对中国孩子来说往往是较大的阻碍。
在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授课语言都是英语,“不学好英语,任何学科都听不懂。”彤女士称,不仅是授课,最开始,她也担心孩子无法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说话而受排挤,“在新加坡,各个种族的人英语交流环境都是生活化的,而中国孩子在国内是把英语当一个学科在掌握。”
彤女士的丈夫曾经在国内大厂工作,“干得很不开心”。因为英语好,他被一家外资公司挖走,并获得了来新加坡远程工作的机会。丈夫的经历让彤女士再三意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对儿子的英语百般训练。
最开始,她考虑把儿子送进培训班,这是很多中国陪读妈妈的主流选择,“反正也不差这个钱”。后来,她又给孩子找了一对一老师,每周一节课,往返交通就要几个小时,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最终,她决定自己学英语,自己教儿子。
目前,儿子已经成功考入政府学校。正在幼儿园读书的小女儿,因为成长在英语环境中,比哥哥的语言沉淀自然了很多。未来,彤女士也打算自己辅导小女儿的英语教学。
“其实妈妈们在国内也是上不了班的。”彤女士感慨,“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教育竞争下,如果你希望孩子在学习习惯、质量上保持一定的优势,一个亲力亲为的妈妈是必需的。”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下,孩子们7:25到校,下午13:30放学。放学后的时间中,每周有两次CCA,即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涵盖体育类(棒球、武术、击剑、舞蹈等)、音乐类(古筝、钢琴、二胡等)、语言类等,由MOE(新加坡教育部)出资。课外活动会持续到傍晚时分。
彤女士最欣慰的是,尽管儿子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但仍可以保持每天踢两个小时足球,并且在晚上21:30前上床睡觉。这听似简单的条件,实际上在国内,已经很难达成。
看多了中国妈妈在新加坡大卷特卷的故事,Kathy 的云淡风轻让我如沐春风。她顺其自然的引导式教育,让我想起曾经媒体大肆称赞的谷爱凌的妈妈。当时,社交媒体上称之为“满级父母”。
她女儿B今年13岁,上中学一年级,是个经常考全年级第一的“牛娃”;儿子C9岁,上小学三年级,没有姐姐那么会学习,Kathy 有时候开玩笑说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很多人鸡娃的方式是把所有东西都塞给孩子,但 Kathy 坚信,家长需要做的仅仅是引导,并且尽可能提供资源。她对孩子的要求是他们要有想法:“一定要抛观点,你不抛我也没有。”
B 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NASA的数据员。Kathy 引导她查询电影里NASA 请来解决问题的教授,都出自哪些高校。锁定加州理工后,2017年,她带B去美国玩了一段时间,住在加州理工附近,经常带B去学校里参观、听讲座。回来之后,B坚定了要去加州理工学物理或者数学的决心。
一直到现在,B在政府学校也经常考出满分的数学成绩。
新加坡的教育环境给予了孩子很多支持。只要你有想法,学校就会尽力支持,“只怕孩子没想法”。
B喜欢研究鲸鱼。她组了一个乐队,为鲸鱼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写了一本英文书;还写了一本中文书。学校里,所有老师都知道她喜欢鲸鱼,给了她的乐队两次上台演出的机会,唱那首鲸鱼相关的歌。图书管理员专门为她购置了5本鲸鱼相关的书籍,“以给她足够的知识量”。
“这让她把这一件事情淋漓尽致地做了一遍。孩子心里很满足,在这个人生阶段,不会有任何缺失。”Kathy 对学校的做法感到欣喜,这契合了她的教育观。
B在学校并非一帆风顺,新加坡的多元化曾经让她经历了一些小苦头。
第一年,B的社会学课程是一位韩国老师教授的。东亚体系下,两人思维方式相近,老师很欣赏B,每次写评语时,都对B的思辨能力赞不绝口。期末,B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
第二年,换了一位来自欧美的老师,对中国的理解局限在秦朝、汉朝等历史阶段,B和老师很难同频。很少需要关心孩子学业的Kathy收到老师的邮件,说B就要不及格了。
在询问B原因后,Kathy 劝诫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频的人会很多。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对方,那就学着适应,最终才有可能改变世界。
B 听懂之后,迅速调整策略。期末,她又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名。
相较B在学校风云人物般的生活,C显得没有那么耀眼,需要更多引导,但Kathy也不感到焦虑。
Kathy 曾经被华文老师约谈,早上6:50在校门口见面,原因是C在期中考试中表现不佳:“孩子再这么下去,高级华文就要不及格了!”
C 从未在国内上过小学,所以中文书写能力较弱,到新加坡的第一年,就进入了美系的国际学校,缺乏中文语言环境。进入政府学校加后,新加坡的分流制度,明确地将各个科目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C被分在高级华文班。
C 是个随心所欲的孩子,刚开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高级华文班,就去了普通华文班,写字本也一直留在了那个班上。后来,高级华文班的老师送了一本新的给他,让他补作业。
得知这件事的 Kathy 哭笑不得。被约谈的那天,Kathy 本想和老师说,直接把C换到普通华文班吧,不然压力太大了。但老师表示,相信C能赶上。
于是,Kathy 为 C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华文学习计划。她采用了类似小时候学习英文的方法,从写字开始,每个字和词都抄写两遍,每个字和词抄写一排,第二天进行默写,不会的继续巩固。同时,要求 C 熟读每篇课文,直到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此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完成了 C 此前在学校未完成的作业。
第二个学期,他们继续着这个学习计划。期末考试中,C 的华文拿了满分,高兴地在教室里跳舞。第二天,校园小记者就找到 C,想要邀请他进行分享。
目睹了这一切的 Kathy 在心里感慨,新加坡教育真的很重视孩子的进步,以及给孩子的心理满足。
对于两个孩子的大学或是职业考量,Kathy 和丈夫做到的也是理清资源,给孩子提供所有信息,任其选择。
在和 Kathy 的交谈中,从夫妻两人的事业和财产判断,这是一个远超中产配置的家庭。他们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和底气,确实很难平行参考到普通家庭,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和心态仍然值得借鉴。
说到底,教育是一个远大于新加坡与否和富有与否的问题。
异国陪读是一场迁徙。
彤女士说,她得到了远走他乡的发展和探索世界的视野,牺牲了父母期望的承欢膝下。家乡的习俗是女婿入赘,她不仅和丈夫离开家乡,还来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异国。为此,她一直被长辈埋怨。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苦楚连母亲也无法理解时,感到了巨大的孤独。
心理上也是一场迁徙。陈姐说,自己在上海衣食无忧,到了新加坡才开始亲力亲为,好像打怪升级,觉得自己都成长了许多,“好玩得不得了”。
她的心态很好,但并非每位陪读妈妈都有这样的兴致。
一些陪读妈妈逐渐迷失在这场巨大的迁徙中。她们孤单、偏执,孩子成为她们唯一的事业,举家的期望压得她们喘不过气。一场可能发生的美好旅途成为了孤注一掷的战役。
Kathy 经常给焦虑的陪读妈妈们“心理按摩”,她劝她们把感受“拉回自己身上”。她每周组织陪读妈妈们徒步,疏解她们无人可分享的压抑。陈姐组织陪读妈妈们学跳舞,在孩子不在家的短暂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一方空间。彤女士为自己公司线上工作,维系着生意。
她们的共性是,在迁徙中,没有彻底沉溺于“母亲”的身份。她们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保持了独立的自我,哪怕是阶段性的,哪怕是部分的。
比起一位事必躬亲的母亲,孩子更需要的,是从母亲身上看到,内心的平和与自我成长同样重要。
陪读妈妈,不只是陪读,也不只是妈妈。
机缘巧合下,陈姐一家了解到新加坡的教育,决心一试。疫情伊始,陈姐带着A坐熔断指令下达前最后一班国际航班来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校的考试。安顿下来后,她把5岁的小女儿也接到了新加坡上幼儿园。
四年过去,和众多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一样,尽管初期会被包裹在不确定性与焦虑中,她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加上学费,一个典型的二孩家庭往往每个月至少要花费4~5万人民币不等。能出得起这个钱的家庭,往往是中产往上——最恐惧阶级坠落的一类家庭。
实际上,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们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省市间,学区间进行着数不清的迁徙。全世界都笼罩在阶级坠落的恐惧当中,又希望孩子能够免于这种恐惧的侵扰。
新加坡是一颗漂亮的糖果,它包裹在父母对精英教育的期许当中,成为中国中产父母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一方面,孩子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长;另一方面,陪读妈妈们抛下国内的工作与生活,远渡重洋,在陌生国度承受着语言障碍、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以及孤独感的侵袭。尤其在自我价值感的实现上,面临着挑战。
这是陪读妈妈们的一体两面。
![](https://cdn.dayu.news/article/202407/12/322629/5c984543-ed98-4cb9-a04f-30119f61fd54.jpg)
彤女士和丈夫出身湖南一个县城,后到深圳打拼。2022年9月,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举家移居新加坡。“未来,孩子就不需要再想着怎么从国内一线城市奋斗到国际化的平台了。”
她的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其中,小女儿在上幼儿园,学费1.56万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8.4万元)。刚到新加坡时,儿子在国际学校就读,学费25000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13.4万元)。后来,儿子考入政府学校,学费骤减,大约11400新币一年(折合人民币6.1万元),不到国际学校的一半。
政府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公办学校,其优势远不止是学费便宜这么简单。
新加坡政府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于2022年进行的、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结果:新加坡学生在最新一轮的国际学生评估中表现优异,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中重登榜首,使新加坡在全球81个参与评估的教育体系中排名第一。
(注:在2018年进行的 PISA 当中,以北京、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名列三项测试第一。但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22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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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进行的 PISA 当中,以北京、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名列三项测试第一。但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22年的调查。数据来源:经合组织,其中,标*表示该地区未能达到一个或多个PISA抽样标准。
新加坡国际教育集团董事何蓓从事教育行业十余年,她曾经在中国的大学任教,目前在新加坡运营6间幼儿园。
她分析,新加坡教育的鼎盛根源上在于新加坡人口短缺,政府对人才,尤其是参与政府建设的人才极度渴望:“因此,新加坡政府花费大量资源,绞尽脑汁,持续变革教育方式,去培养能够支撑现代化社会运营的接班人。”
这也让新加坡教育极早进入“分流”模式。夸张的是,在小学三年级的分流,就能决定孩子将来是否会进入学术类大学。虽然过程中有多次机会考回为学术准备的道路的机会,但难度确实随着孩子长大在递增。
全球生育率走低前提下,新加坡通过低龄留学和友好的陪读政策吸引年轻外来人口。
新加坡宝妈联盟董事经理邸天雄告诉虎嗅,新加坡陪读签证政策允许3~16周岁的孩子申请学生签证,同时,女性直系亲属(母亲、外婆、奶奶)中的一位可以申请陪读签证(1年期,到期可以续约更新)。
因此,“陪读妈妈”这个规定了特定性别的称谓,看似刻板印象,实际上却极为准确。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往往选择在国际学校过渡,并每年参加政府学校的入学考试。政府学校的门槛不低,且有严格的籍贯配比,留给国际学生的名额不多。
很多孩子离开新加坡的家长,都是因为没能考进政府学校。中国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条件并不差,如果没能进入新加坡政府教育体系,中产父母们往往不甘心,因而选择去欧美或者回国“卷”。
![](https://cdn.dayu.news/article/202407/12/322629/a3ec82e3-1bdd-41c5-833e-5db4c90b0b98.jpeg)
Kathy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新加坡时,正值某一次教育改革。女儿B考的是中学一年级,那一年,全新加坡参加考试的500位国际学生中,仅录取了20人,后分散于各个政府中学当中,录取率低至4%。弟弟C参加的是小学三年级入学考试,竞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录取率在15%左右。
政府学校入学考试科目为英语和数学。其中,英语对中国孩子来说往往是较大的阻碍。
在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授课语言都是英语,“不学好英语,任何学科都听不懂。”彤女士称,不仅是授课,最开始,她也担心孩子无法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说话而受排挤,“在新加坡,各个种族的人英语交流环境都是生活化的,而中国孩子在国内是把英语当一个学科在掌握。”
彤女士的丈夫曾经在国内大厂工作,“干得很不开心”。因为英语好,他被一家外资公司挖走,并获得了来新加坡远程工作的机会。丈夫的经历让彤女士再三意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对儿子的英语百般训练。
最开始,她考虑把儿子送进培训班,这是很多中国陪读妈妈的主流选择,“反正也不差这个钱”。后来,她又给孩子找了一对一老师,每周一节课,往返交通就要几个小时,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最终,她决定自己学英语,自己教儿子。
目前,儿子已经成功考入政府学校。正在幼儿园读书的小女儿,因为成长在英语环境中,比哥哥的语言沉淀自然了很多。未来,彤女士也打算自己辅导小女儿的英语教学。
“其实妈妈们在国内也是上不了班的。”彤女士感慨,“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教育竞争下,如果你希望孩子在学习习惯、质量上保持一定的优势,一个亲力亲为的妈妈是必需的。”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下,孩子们7:25到校,下午13:30放学。放学后的时间中,每周有两次CCA,即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涵盖体育类(棒球、武术、击剑、舞蹈等)、音乐类(古筝、钢琴、二胡等)、语言类等,由MOE(新加坡教育部)出资。课外活动会持续到傍晚时分。
彤女士最欣慰的是,尽管儿子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但仍可以保持每天踢两个小时足球,并且在晚上21:30前上床睡觉。这听似简单的条件,实际上在国内,已经很难达成。
![](https://cdn.dayu.news/article/202407/12/322629/38c33f06-6dc9-44fa-b045-87b0ca8909c9.jpg)
看多了中国妈妈在新加坡大卷特卷的故事,Kathy 的云淡风轻让我如沐春风。她顺其自然的引导式教育,让我想起曾经媒体大肆称赞的谷爱凌的妈妈。当时,社交媒体上称之为“满级父母”。
她女儿B今年13岁,上中学一年级,是个经常考全年级第一的“牛娃”;儿子C9岁,上小学三年级,没有姐姐那么会学习,Kathy 有时候开玩笑说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很多人鸡娃的方式是把所有东西都塞给孩子,但 Kathy 坚信,家长需要做的仅仅是引导,并且尽可能提供资源。她对孩子的要求是他们要有想法:“一定要抛观点,你不抛我也没有。”
B 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NASA的数据员。Kathy 引导她查询电影里NASA 请来解决问题的教授,都出自哪些高校。锁定加州理工后,2017年,她带B去美国玩了一段时间,住在加州理工附近,经常带B去学校里参观、听讲座。回来之后,B坚定了要去加州理工学物理或者数学的决心。
一直到现在,B在政府学校也经常考出满分的数学成绩。
新加坡的教育环境给予了孩子很多支持。只要你有想法,学校就会尽力支持,“只怕孩子没想法”。
B喜欢研究鲸鱼。她组了一个乐队,为鲸鱼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写了一本英文书;还写了一本中文书。学校里,所有老师都知道她喜欢鲸鱼,给了她的乐队两次上台演出的机会,唱那首鲸鱼相关的歌。图书管理员专门为她购置了5本鲸鱼相关的书籍,“以给她足够的知识量”。
“这让她把这一件事情淋漓尽致地做了一遍。孩子心里很满足,在这个人生阶段,不会有任何缺失。”Kathy 对学校的做法感到欣喜,这契合了她的教育观。
B在学校并非一帆风顺,新加坡的多元化曾经让她经历了一些小苦头。
第一年,B的社会学课程是一位韩国老师教授的。东亚体系下,两人思维方式相近,老师很欣赏B,每次写评语时,都对B的思辨能力赞不绝口。期末,B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
第二年,换了一位来自欧美的老师,对中国的理解局限在秦朝、汉朝等历史阶段,B和老师很难同频。很少需要关心孩子学业的Kathy收到老师的邮件,说B就要不及格了。
在询问B原因后,Kathy 劝诫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频的人会很多。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对方,那就学着适应,最终才有可能改变世界。
B 听懂之后,迅速调整策略。期末,她又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名。
相较B在学校风云人物般的生活,C显得没有那么耀眼,需要更多引导,但Kathy也不感到焦虑。
Kathy 曾经被华文老师约谈,早上6:50在校门口见面,原因是C在期中考试中表现不佳:“孩子再这么下去,高级华文就要不及格了!”
C 从未在国内上过小学,所以中文书写能力较弱,到新加坡的第一年,就进入了美系的国际学校,缺乏中文语言环境。进入政府学校加后,新加坡的分流制度,明确地将各个科目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C被分在高级华文班。
C 是个随心所欲的孩子,刚开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高级华文班,就去了普通华文班,写字本也一直留在了那个班上。后来,高级华文班的老师送了一本新的给他,让他补作业。
得知这件事的 Kathy 哭笑不得。被约谈的那天,Kathy 本想和老师说,直接把C换到普通华文班吧,不然压力太大了。但老师表示,相信C能赶上。
于是,Kathy 为 C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华文学习计划。她采用了类似小时候学习英文的方法,从写字开始,每个字和词都抄写两遍,每个字和词抄写一排,第二天进行默写,不会的继续巩固。同时,要求 C 熟读每篇课文,直到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此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完成了 C 此前在学校未完成的作业。
第二个学期,他们继续着这个学习计划。期末考试中,C 的华文拿了满分,高兴地在教室里跳舞。第二天,校园小记者就找到 C,想要邀请他进行分享。
目睹了这一切的 Kathy 在心里感慨,新加坡教育真的很重视孩子的进步,以及给孩子的心理满足。
对于两个孩子的大学或是职业考量,Kathy 和丈夫做到的也是理清资源,给孩子提供所有信息,任其选择。
在和 Kathy 的交谈中,从夫妻两人的事业和财产判断,这是一个远超中产配置的家庭。他们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和底气,确实很难平行参考到普通家庭,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和心态仍然值得借鉴。
说到底,教育是一个远大于新加坡与否和富有与否的问题。
![](https://cdn.dayu.news/article/202407/12/322629/d691a5bd-c5d2-44a9-8838-eb2905e13f40.jpg)
异国陪读是一场迁徙。
彤女士说,她得到了远走他乡的发展和探索世界的视野,牺牲了父母期望的承欢膝下。家乡的习俗是女婿入赘,她不仅和丈夫离开家乡,还来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异国。为此,她一直被长辈埋怨。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苦楚连母亲也无法理解时,感到了巨大的孤独。
心理上也是一场迁徙。陈姐说,自己在上海衣食无忧,到了新加坡才开始亲力亲为,好像打怪升级,觉得自己都成长了许多,“好玩得不得了”。
她的心态很好,但并非每位陪读妈妈都有这样的兴致。
一些陪读妈妈逐渐迷失在这场巨大的迁徙中。她们孤单、偏执,孩子成为她们唯一的事业,举家的期望压得她们喘不过气。一场可能发生的美好旅途成为了孤注一掷的战役。
Kathy 经常给焦虑的陪读妈妈们“心理按摩”,她劝她们把感受“拉回自己身上”。她每周组织陪读妈妈们徒步,疏解她们无人可分享的压抑。陈姐组织陪读妈妈们学跳舞,在孩子不在家的短暂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一方空间。彤女士为自己公司线上工作,维系着生意。
她们的共性是,在迁徙中,没有彻底沉溺于“母亲”的身份。她们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保持了独立的自我,哪怕是阶段性的,哪怕是部分的。
比起一位事必躬亲的母亲,孩子更需要的,是从母亲身上看到,内心的平和与自我成长同样重要。
陪读妈妈,不只是陪读,也不只是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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