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落幕，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也即将走入尾声。15年前，中国一些地方县市曾经试行“人大专职化”，将人大代表变成如同西方民意代表一样的专职工作。这项尝试最终在2010年被叫停，并引发讨论。支持者认为专职的人大代表得以接受民众上访，监督政府解决问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反对者则批评人大代表仍然非民选，专职后成为政府官僚系统的一部分，终将难以反应民意。

中国自由作家野夫当时亲身参与了这场政改尝试。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他在四川纹江培养地方民意代表，推动西方议事规则，后来更和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共同推动当地的人大专职化。

温家宝时期推动农村政治实验

野夫告诉美国之音，1989年六四运动和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失败后，中国进入胡温时代，温家宝屡次谈到“政改”，当时的中央也讨论基层民主，民政部推进了海内外关注的村主任海选。野夫表示自己有例证，相信温家宝有真诚的意愿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如外界批评的“影帝”现象。

野夫说，当时省部级到厅级到处级官员都有政改的想法和需求。加上各地经常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无法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此外，温和呼吁政改的08宪章也让野夫看到中国社会还有改良可能。

中国政府对08宪章发起者刘晓波的判决认为这部宪章多项主张是“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并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刘晓波2017年因病获保外就医，最终逝世。

第一阶段民主实验：村民议员直选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野夫正在四川县级市纹江采访基层乡镇干部，这是他的农村基层政权社会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当时，基层农民冲击乡政府、复仇乡干部的事屡见不鲜。他告诉美国之音，大地震后，他目睹了当地上万农民参加的骚乱，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都遭到殴打。

野夫说，村支书、村长和妇联主任是中共在基层的治理力量，这3个人完全无法应付每村平均千人的救灾物资分发。于是他向县委书记建议让村民选出村议员代表，由他们来决定救灾物资分配。野夫说，他们帮助村民学习西方议事规则，教农民如何开会，在农村培养“村议会”萌芽，并且给这些代表颁发“村民议员证” ，让他们成为新一代乡绅。

鉴于当时的制度无法提供农民议员的经济待遇，野夫和伙伴们在成都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负责给村议员发放每日“务工补助”200元。这个基金会并且拨款给这个村发展地方经济，培植经济作物。野夫说，这是他们在这个农村进行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实验。

野夫认为，村民代表掌握救灾物资分配，意味村支书和村长权力下放了，此前，即使是中国农村小村庄，也是国家垄断全部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民间社会与国家力量之间有了制度层面正面互动。在野夫看来，村民议员谈不上是政治体制改革。村民议员只能叫做最底层的民主实验。

第二阶段民主实验：乡镇人大代表专职化

从村民议员实验的经验中更进一步。野夫找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帮忙，并与北京官方智库和机构策划出一个乡镇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方案：每个乡镇选出2个有副科级待遇的专职代表，配专车, 办公室和津贴。野夫说，所有县委常委被请到北京听取专家介绍的方案并在北京没有部署的情况下，这个县从2010年起开展了官民合作推动的乡镇人大代表专职化，意味着人大代表专职为民众代言，解决问题，而非目前的兼职制度。

野夫回忆说，考虑到敏感性，他们打算在基层悄悄进行并希望以此撬动中国政改，一位《四川日报》记者得悉并报道后， 媒体报道接连而至, 最后是央视专访县委书记的专题报道送中宣部审查后，时任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亲自打电话, 要求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下令立即停止。北京随后专门修改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确下令“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

野夫的农村田野调查和这场夭折的民主实验记录在博登书屋最近出版《大地呻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当中。

中国改良主义梦想破灭

野夫回忆说，他当时怀抱改良主义热情低调推动政治实验遭到挫折后，他看到了不仅从顶层和基层推进政改都毫无希望。尽管如此，中国颇有影响力的《财新周刊》2024年仍然发出了《改革亟须新突破》的声音。野夫说，随着自己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研究，他相信制度本身不存在改良可能，所有改良努力本质上仅是为政权续命：为了巩固专制，而可能做一些松动。无论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良，还是越南的改良，共产党并不想放弃一党专制。野夫说，“这就是他的癌细胞。所有的改良最终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只有像台湾这样不是共产主义的政权才有改良的可能。”

中国严密的维稳系统使民众难以发动抗争和革命

当今中国的数字极权和社会维稳模式下，使得民众难以发动抗争和革命。野夫说，就是中共体制推动维稳的政治责任制，基层政府官员的第一任务是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发展经济。

曾担任警察，在县委工作过并对农村基层政权进行过调研的野夫告诉美国之音，仅仅在一个县级政权里，中共就有一套完整的情治系统。国安、刑侦、治安、内保、政法委维稳都有他们各自的线民。在农村地区，凡是有个三五人家的院落必有一个线民。野夫也表示这些信息他只能“点到为止”。

除了县级政权的情治维稳系统，野夫说当今中共任何一个县政法委都有针对突发事件的预案，至少规划到发生5万人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对付，相应的到北京中央政府，则有针对500万人突发事件的预案。他熟悉的县级政权的预案“设计好得很”：何时动用警察、武警、特警、请求武装部民兵支援、请示正规军支持，“你记住他的设计精密之程度远超我们民间的这些人的想象”。

革命抗争代价高昂，多以失败告终

野夫发现中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民间抗争和革命运动大部分是失败告终。六四造成了巨大的生命牺牲，中国民主党的行动结果是每个参与者被判10年以上徒刑，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徒留悲剧和失败。他认为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的革命是二十余起暗杀暴动组合的革命，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辛亥革命成功还是军队起义的结果。唯一成功的是毛氏革命。毛泽东以秘密组党、外援、武装起义和农村包围城市，从1921年开始，直到1949年，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

野夫也表示，根据自己和朋友的个人经验，他不支持流血革命，因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代价都过于高昂。

极权是否必定走向民主？

既然改革已经终结，数字极权加中国维稳模式让街头革命和传统革命均不可能，那又如何解释没有一个专制政权能够持续的现象呢？野夫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与许多学者讨论过，但是都没有人能回答。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极权体制自我改造变成民主政权，这种例子至今是没有的。除非被革命推翻。极权政体尽管可以抵制、延缓民主化，但是它有一种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将难以为继。

野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革命，但这是一个升级版的革命。至于什么是这个升级版本的革命呢？他现在也设想不出来，但是它一定存在。因为人类终将走向从野蛮走向文明专制，终将从独裁走向民主 ，这是一战以来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