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从台湾到欧盟 民主如何对抗“数码铁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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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以来,“数码铁幕”俨然成形中。当部分大众无法自由取得资讯,这对公民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如何识别及打击假消息、克服数码疆界?德国之声2022全球媒体论坛邀请台湾政委唐凤等多位专家提供见解。



台湾政委唐凤21日透过视讯出席德国之声2022全球媒体论坛的“数码铁幕”对谈。

德国之声第15届全球媒体论坛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主题为“塑造明天,从现在做起”。负责推动数码政策的台湾行政委员唐凤21日透过视讯出席“数码铁幕”对谈,在谈及当代民主社会面臨的假信息挑战时,她认为直接删文下架不是最好的方法。

唐凤说,下架这些资讯等于剥夺了学习对抗假信息、培养对抗这类“精神病毒”的抗体的机会。她强调,强制标注资讯来源、虚实、是否有资助单位等,比起直接删除假资讯更为重要。

她说,透过在平台接口标注“官方资助”等明确资讯,且确保这样的提醒不会被拿下来、任何阅听众都能看见,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当行为者(actor)、行为(behavior)、内容(content)都充分标注,且能透过群众去追溯来源与真伪,这样的学习机会“胜过于把什么东西都拿下来”。

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年初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台湾受境外假信息攻击最为频繁,已连续9年排名第一;中国则是发布假信息影响境外的第6名。对谈结束后,德国之声追问唐凤,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公众吸收中国官媒资讯或者虚假信息的风险时,她重申了资讯透明化的重要性。



唐凤在对谈中表示,对抗假信息需要公民群众技术专家的共同参与。

唐凤说:“从最基本就是‘先查证不转传’,这好像勤洗手一样。”她提到,对抗假信息或资讯操纵不能单靠被动接触与追踪,更要从基础与终身教育中先培养公众的媒体素养。

唐凤表示,这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不能只仰赖专业记者做事实查核工作,大众也可以主动通报有疑虑资讯,再由专业的事实查核单位追查判断并公告结果。

她说:“一旦有足够数量的年轻网络使用者通过终身学习学会这些模式,就能减少国家组织对抗假信息花费的力气,因为每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思辨分析,并藉此提高人们对于实际存在的资讯操纵的意识。”

唐凤补充说道,如今是人人手握扩音器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扮演资讯守门人的角色,“如果大家手拿扩音器却不知道怎么使用,很容易变成听到什么,就义愤填膺地放大出去,变成假信息的温床”。

当越多人加入事实查核社群生态系统,有足够多的民众通报有疑虑的资讯,有关社群就可以知道哪些假信息转传程度最高,专业查核单位也就可以知道力气要放在哪里。此外,如果发现有“协同性造假行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的情况,阅听者也可以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更主动介入反馈。

数码铁幕

该场论坛与会者除了唐凤,还包含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Lutz Güllner )、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政治顾问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以及德国唯一的俄语电视台OstWest的主编马基娃(Maria Makeeva)。



四名来自台湾、欧洲的专家在对谈上讨论数码民主的挑战。

除了如何对抗假信息,会议也谈论数码铁幕带来的挑战。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政治顾问沃尔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在战争之初就封锁俄罗斯所有独立媒体,是因为普京清楚地知道,“媒体是战争的一部分”。

他说,独立媒体试图向俄罗斯群众传递新闻与真相,反击俄罗斯官方宣传与假信息,“与他们交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实际上取决于俄罗斯社会的态度”。他认为,社会的态度影响军队士气,也影响战争走向。但数码铁幕之下,如今仅能依靠很少数的平台与俄罗斯阅听众保持联系,比如YouTube。

德国唯一的俄语电视台OstWest的主编马基娃则表示,她看见数码铁幕深深影响俄罗斯民众。她说:“普京需要这个新的铁幕,但我不明白为什麽西方需要它,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双方鼓励这样的建设”。

她举例,如今俄罗斯无法使用谷歌文档,无法藉此进行独立资讯交换与纪录,那些被留在俄罗斯的人,“会觉得他们只是被遗忘忽视了”。她表示,盡管俄罗斯有许多民众倾向西方立场,但受到数码铁幕的影响,“我们如何向留在俄罗斯的人提供独立信息”?

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则提到,他认为欧盟目前做的“太少、太晚了”。他也举例,有许多实际的作法可以增加俄罗斯用户取得独立资讯的可能性,比如VPN现在已是俄罗斯每个人的必需品,但许多俄罗斯人买不起却不是因为昂贵,而是因为在Visa和Mastercard信用卡离开俄罗斯市场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支付工具。他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连带受损的案例”。

封锁俄官媒是审查吗?


面对主持人提问,欧盟封锁“今日俄罗斯”(RT)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闻(Sputnik),是否相当于欧盟内部的审查制度时,欧盟对外事务部战略通讯部门主任居尔纳也回应表示,当涉及资讯操弄时,便已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他说,欧盟看待的是整体情况,并非特定媒体、文章、记者的说词。他说:“总体情况是,RT和Sputnik已经被用作、并持续被用作(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工具”。他指出,这并非审查,而是透过制裁阻止了俄罗斯国家机器透过媒体战略工具,来支持其战略目标。

科技巨头的责任?


在俄罗斯,Instagram和Facebook早在3月就被禁止。面对这种禁令,科技平台是否有责任保持其用户的访问?对此,沃尔科夫认为,科技巨头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说,Instagram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列入了俄罗斯的黑名单,盡管很难保证个别网站不被俄国列入黑名单,但通过Tor浏览器或通过VPN等工具仍可绕过防火墙,“这需要一点投资、一点技术能力,以及对你经营的国家有相当的了解”,但Instagram似乎没有对被列入黑名单更积极地抵抗。

沃尔科夫解释,在像俄罗斯、伊朗、中国这样的国家,公众只能跟随政府说法,因此不必假定政府是一个善意行事的行为者,反而必须仔细审视。多年来,这些科技公司也已经在反復辩驳与讨论之下明白,不能把“合法合规”放在人权之前,如果谨守当地法律的要求,“只会将他们的用户置于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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