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日报道中国案例:欠七千美元债务就会被限制出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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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周日报导,六年前,一位住在中国的美国高管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次例行商务旅行。当他试图出境时,却被告知不许离开中国。边检人员告诉他:“你知道你做了什么”。这名美国高管随后又去了另一个机场,得到了类似的答复。
从那以后,这位美国高管就一直被困在中国。他是出境禁令的目标,这是中国法院使用的一种法律手段,让许多外国高管被困在中国,而且往往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准离开。绝大多数出境禁令并不适用于被指控犯罪的人,而是适用于涉及民事诉讼,通常是商业纠纷的人。即使是没有个人责任的外国公民,或者在公司卷入纠纷多年前就已离职的外国公民,也会受到这些禁令的限制。
报导提及,在去年一系列公司遭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吓跑了高管,并引发了对在华经商风险的严重质疑之后,中国政府正在展开魅力攻势,以吸引外国公司和商人。但当局并未试图解决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面临的一大风险:他们有可能无法获准离开。
上文提到的美国高管的故事堪称教科书式的案例:他曾担任一家欧洲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分公司汇款,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这位高管试图从中国国内筹集资金,但以失败告终。该公司的许多员工提起诉讼;至少有一名员工要求法院对他实施出境禁令。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出境禁令,导致涉及高级银行家、律师和企业主的案件备受瞩目。但是,关于这些禁令有多普遍,以及触犯中国法院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的细节并不明确。《华尔街日报》对包含数百万份文件的在线法院数据库进行了搜索,发现有37起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律师们说,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学者们发现了150多个案例。
这些法院数据库中的案例包括因欠款或债务失败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一位因股权问题与德国合伙业主发生争执的台湾餐馆老板,以及一位因欠一名员工7000美元而数月无法离开中国的伊朗商人。《华尔街日报》联系到的这些人拒绝发表评论,甚至拒绝证实他们的经历,即使是那些最终成功离开中国的涉案人。
商业纠纷
克利福德-维勒斯(Harry Clifford Villers)来到中国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巩固了其全球贸易巨头的地位,并迎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克利福德-维勒斯是美国公民,根据他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上的个人资料,他于同年来到中国。最后,他来到了苏州SureHeat Manufacturing公司,这是一家烤箱和壁炉制造商。2014年,该公司破产,两年后,克利福德-维勒斯被处以禁止出境的限制。
报导称,中国的法律制度允许任何标准的民事或商业纠纷中的原告请求法院对被告实施出境禁令。这通常是在作出判决之后,但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被告是一家公司,则可以对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人或高管人员实施出境禁令。被禁止出境者的名字会被加入一个全国数据库,警方会在每个机场和火车站对其进行检查。他们往往在旅行前才知道有出境禁令,有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出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商业法与公共政策教授沃尔德森(Jack Wroldsen)说,在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纠纷中,出境禁令改变了力量平衡,使一方掌握了所有的牌。有时会对高管或借了大笔钱的人实施出境禁令。据熟悉内情的人士称,日本野村银行高管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去年出差后无法离开中国,他正在配合调查。据该报报导,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高管迈克尔·陈(Michael Chan)去年也被禁止出境。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文件显示,持有美国护照的胡晓蓓(音译)和丈夫向朋友借了45万多美元,但无力偿还,因此面临出境禁令。胡晓蓓在法庭上辩称,禁令让她陷入了“两难”境地:她需要挣钱还债,但她又不能工作。她请求法庭允许她回美国筹钱。其请求遭到了拒绝。
同样常见的是,出境禁令针对的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主或涉及个人纠纷的人。50多岁的美国公民吴军(音译)在2017年被禁止出境。问题在于:五年前,他曾是一家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2016年3月,当法院裁定该公司拖欠8150美元的工资和其他款项时,吴军仍被列入公司登记册中。吴军声称,直到他在边境被拦下,他才知道公司没有更新法人代表的姓名。他被告知,在提供经济担保或这一纠纷得到解决之前,他不能离开中国。他提出上诉,但败诉。
面临出境禁令的人往往处于法律上的不定状态。上文提到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下的美国高管找不到工作。由于缺乏文件证明,他无法在新冠疫情期间接种疫苗。他的在华签证早已逾期,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封法院信函来解释原因。
更新的恐惧
哈里斯-斯利沃斯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是国际法专业人士,曾撰文介绍中国使用出境禁令和债务质押的情况。虽然中国允许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营,但当涉及到出境禁令时,公司责任很快就会变成个人责任。中方使用出境禁令已成为美国外交官头疼的问题,加剧了美中之间的长期争端。但华盛顿挑战出境禁令的选择有限,即使这些禁令涉及债务相对较少的美国公民。
哈里斯说:“对出境禁令基本上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中国是合法的。欠款数额并不重要。它可能真的很小”。美国驻华大使馆2017年曾致函中国外交部,对大量美国人被禁止出境的情况表示关切,据美国《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一份副本于2022年被公布,该副本是为弗罗尔德森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卡尔(Chris Carr)的一项研究而提供的。
美国政府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披露了一些与中国出境禁令有关的数据。美国国务院援引驻华大使馆的信息,披露了2010年至2019年间的30起出境禁令案例。其中一项禁令是在2017年6月对花旗证券的一名行政董事及其上海分支机构的董事长实施的。
这位同时拥有美中国籍的高管在35天内无法离开中国。另一名商人在2019年12月被告知,在他之前的公司解散之前,不得离开中国。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舒说,一旦实施出境禁令,只要债务未偿还或案件仍未结案,禁令就会自动延期。他指出,出境禁令的有效期没有限制。
三年前,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Edward Markey)和其他立法者提出立法,拒绝向任何参与制定或执行出境禁令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签证。该法案没有成为法律。中国外交部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中国欢迎各国公民来华旅游和经商,并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包括出入境自由。
该声明补充说:“同时,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限制有民事案件未决或涉嫌犯罪的外国人出境” 。中国公安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没有回应该报的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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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这位美国高管就一直被困在中国。他是出境禁令的目标,这是中国法院使用的一种法律手段,让许多外国高管被困在中国,而且往往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准离开。绝大多数出境禁令并不适用于被指控犯罪的人,而是适用于涉及民事诉讼,通常是商业纠纷的人。即使是没有个人责任的外国公民,或者在公司卷入纠纷多年前就已离职的外国公民,也会受到这些禁令的限制。
报导提及,在去年一系列公司遭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吓跑了高管,并引发了对在华经商风险的严重质疑之后,中国政府正在展开魅力攻势,以吸引外国公司和商人。但当局并未试图解决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面临的一大风险:他们有可能无法获准离开。
上文提到的美国高管的故事堪称教科书式的案例:他曾担任一家欧洲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分公司汇款,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这位高管试图从中国国内筹集资金,但以失败告终。该公司的许多员工提起诉讼;至少有一名员工要求法院对他实施出境禁令。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出境禁令,导致涉及高级银行家、律师和企业主的案件备受瞩目。但是,关于这些禁令有多普遍,以及触犯中国法院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的细节并不明确。《华尔街日报》对包含数百万份文件的在线法院数据库进行了搜索,发现有37起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律师们说,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学者们发现了150多个案例。
这些法院数据库中的案例包括因欠款或债务失败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一位因股权问题与德国合伙业主发生争执的台湾餐馆老板,以及一位因欠一名员工7000美元而数月无法离开中国的伊朗商人。《华尔街日报》联系到的这些人拒绝发表评论,甚至拒绝证实他们的经历,即使是那些最终成功离开中国的涉案人。
商业纠纷
克利福德-维勒斯(Harry Clifford Villers)来到中国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巩固了其全球贸易巨头的地位,并迎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克利福德-维勒斯是美国公民,根据他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上的个人资料,他于同年来到中国。最后,他来到了苏州SureHeat Manufacturing公司,这是一家烤箱和壁炉制造商。2014年,该公司破产,两年后,克利福德-维勒斯被处以禁止出境的限制。
报导称,中国的法律制度允许任何标准的民事或商业纠纷中的原告请求法院对被告实施出境禁令。这通常是在作出判决之后,但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被告是一家公司,则可以对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人或高管人员实施出境禁令。被禁止出境者的名字会被加入一个全国数据库,警方会在每个机场和火车站对其进行检查。他们往往在旅行前才知道有出境禁令,有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出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商业法与公共政策教授沃尔德森(Jack Wroldsen)说,在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纠纷中,出境禁令改变了力量平衡,使一方掌握了所有的牌。有时会对高管或借了大笔钱的人实施出境禁令。据熟悉内情的人士称,日本野村银行高管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去年出差后无法离开中国,他正在配合调查。据该报报导,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高管迈克尔·陈(Michael Chan)去年也被禁止出境。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文件显示,持有美国护照的胡晓蓓(音译)和丈夫向朋友借了45万多美元,但无力偿还,因此面临出境禁令。胡晓蓓在法庭上辩称,禁令让她陷入了“两难”境地:她需要挣钱还债,但她又不能工作。她请求法庭允许她回美国筹钱。其请求遭到了拒绝。
同样常见的是,出境禁令针对的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主或涉及个人纠纷的人。50多岁的美国公民吴军(音译)在2017年被禁止出境。问题在于:五年前,他曾是一家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2016年3月,当法院裁定该公司拖欠8150美元的工资和其他款项时,吴军仍被列入公司登记册中。吴军声称,直到他在边境被拦下,他才知道公司没有更新法人代表的姓名。他被告知,在提供经济担保或这一纠纷得到解决之前,他不能离开中国。他提出上诉,但败诉。
面临出境禁令的人往往处于法律上的不定状态。上文提到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下的美国高管找不到工作。由于缺乏文件证明,他无法在新冠疫情期间接种疫苗。他的在华签证早已逾期,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封法院信函来解释原因。
更新的恐惧
哈里斯-斯利沃斯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是国际法专业人士,曾撰文介绍中国使用出境禁令和债务质押的情况。虽然中国允许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营,但当涉及到出境禁令时,公司责任很快就会变成个人责任。中方使用出境禁令已成为美国外交官头疼的问题,加剧了美中之间的长期争端。但华盛顿挑战出境禁令的选择有限,即使这些禁令涉及债务相对较少的美国公民。
哈里斯说:“对出境禁令基本上无能为力,因为它们在中国是合法的。欠款数额并不重要。它可能真的很小”。美国驻华大使馆2017年曾致函中国外交部,对大量美国人被禁止出境的情况表示关切,据美国《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一份副本于2022年被公布,该副本是为弗罗尔德森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卡尔(Chris Carr)的一项研究而提供的。
美国政府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披露了一些与中国出境禁令有关的数据。美国国务院援引驻华大使馆的信息,披露了2010年至2019年间的30起出境禁令案例。其中一项禁令是在2017年6月对花旗证券的一名行政董事及其上海分支机构的董事长实施的。
这位同时拥有美中国籍的高管在35天内无法离开中国。另一名商人在2019年12月被告知,在他之前的公司解散之前,不得离开中国。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舒说,一旦实施出境禁令,只要债务未偿还或案件仍未结案,禁令就会自动延期。他指出,出境禁令的有效期没有限制。
三年前,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Edward Markey)和其他立法者提出立法,拒绝向任何参与制定或执行出境禁令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签证。该法案没有成为法律。中国外交部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中国欢迎各国公民来华旅游和经商,并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包括出入境自由。
该声明补充说:“同时,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限制有民事案件未决或涉嫌犯罪的外国人出境” 。中国公安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没有回应该报的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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