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产返贫,为党减薪?中国失业激增致暴力频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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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深圳生活。曾在一家商务差旅平台工作的他,今年年初被裁员。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一切就像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站着的摔倒了,坐着的也是差点扑倒在地上,都懵了。
被失业击打到晕头转向的不是少数。多位受访者表示,中国经济踩刹车之猛,失速时间之长,个人受煎熬、家庭被冲击,他们始料未及。
从草根阶层,到蓝领、白领甚至是金领,都成为中国经济衰退的受害者,失业、减薪导致的突发事件、极端事件也正快速增加。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看上去也拿不出有效办法,而压力分分钟会传导到社会层面,中共维稳将遭遇更大挑战,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将面临更多隐患和危机。
致命的中产返贫三件套
40岁出头的王先生目前失业在家,在深圳居住的他告诉美国之音,荣光仿若昨日,变化来得太快:“出差商旅软件这一块,我们公司无论是研发还是销售,在中国都是排名前列的,也是中国民企500强。但现在很多企业没钱了,我们的销售也是一落千丈,裁员最后终于落到了我们这一批老员工身上。”
他表示人到中年,孩子都快养不起了:“因为原来收入挺高的,所以我把两个孩子送到泰国的国际学校读书,孩子的妈妈负责陪读。那边的生活费便宜,学费大概是国内同等私立学校的一半。但现在没工作,怎么看都觉得学费不便宜。考虑要不要把孩子接回国内读书,但孩子很喜欢很适应泰国的生活,所以现在很纠结。”
王先生谈到,7月初中金女员工降薪后跳楼的消息,让他触动很大,感觉同病相怜,“当然跳楼也不至于,我没上1000多万人民币的杠杆去买豪宅,而且之前有些储蓄和投资,所以先缓一缓”。焦虑之下,他用两个办法解忧,“一是喝点小酒,二是和前女友聊天寻找慰藉”。
庆幸未上杠杆,也是广州刘先生的感慨。过去两年,做IT工作的他先后被两家大公司裁员,眼下第二个孩子刚满两岁,妻子又被确诊为乳腺癌早期,生活灰暗了下来:“第一次被裁员时,因为工作年限挺长,我得到了还算不错的遣散费。后来到一个大公司,结果又被裁了,当时觉得自己运气挺差的。好在我们没有太多负债,房子买在广州郊区,小三房,200多万。”
中产困窘,目前来看已远非个案。根据香港媒体对23家中国顶尖公司年度报告的分析,14家公司在2023年裁员。比较突出的是保利地产,在过去一年中裁员16.3%,即1.1万人;总部位于上海的房地产公司绿地控股的员工数量也减少14.5%,近6万人;阿里巴巴在2023财年裁员12.8%,大约两万个工作岗位。
2024年,情况仍在持续恶化之中。腾讯员工数量2023年下降了2.8%,大概是3000人,2024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又裁员630人。此外,字节跳动、京东、快手、滴滴出行、哔哩哔哩和微博都启动了裁员计划。
长期分析、研判中国就业形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陈颖萱女士,在接受美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城镇失业率,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0.2%,但中国网民对这些数据似乎不买帐。
她介绍,以往关于中国失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应届毕业生与工薪阶层,但近期可以发现中产阶层或高阶经理人也面临到减薪或裁员,如基金、券商与银行都传出员工降薪以“降本增效”,甚至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将于8月开始降薪。
“中产返贫三件套——房贷过千万、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国际,成为近期热门讨论话题,茅台价格跌落、钟薛高跌落神坛,也都印证了中产阶级的消费力不再,”陈颖萱说。
“党媒姓党,为党减薪”
过往收入相对稳定的职场“铁饭碗”人士,在2024年也感受到手里的饭碗开始锈蚀了。
在广东工作的一位党媒从业者罗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媒体行业减声一片:
“从省委机关报,到下面的地级市党委机关报,一般来说都是旱涝保收的,现在也在减薪。一些报业集团下面的子报子刊就更惨了,不管是有编制的还是没编制的,到手的钱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比皆是。”
尽管多有不满,但她介绍,媒体人没有太多选择:
“钱少拿了,会可没少开,思想政治学习更多了,领导怕出乱子。但党媒姓党,原来该拿的也拿了,现在少了也没办法。我这种有编制的都想着早退休,没编制的年轻人要么苦熬、要么另找出路。现在企业都不好做,企业给记者的车马费、公关费都很少了。”
多位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现状颇为不满,中共管得太宽、太严,单位领导自我阉割严重,他们在重重压力下工作,薪水本来就不高结果现在还在减。有媒体人特别表示,中国共产党自认为擅长抓宣传,那就索性一管到底,把所有媒体人的工资管起来、涨起来。
盼退休的还有银行职工。在广州一国有商业银行工作的张女士介绍,2024年降薪普遍:
“建行、农行这样的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现在薪水都在减少,不少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就更别说了。去年其实也在降,今年估计只会更多,具体的降幅要到年底再看看,因为要看全年的业绩,我估计少二三成是有的。”
她告诉美国之音:“降薪是不会有具体的文件甚至是文字通知的,至少我这个级别的看不到文件。说降就降,说降多少就降多少。我们这种50岁出头的老职工,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了,就是熬,熬到退休。”
张女士的煎熬真实而迫切。中国金融行业的大多数领先企业为国有性质,为了应对经济不景,银行、券商和基金公司主要是减薪、减福利,而非大规模裁员。根据媒体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将其员工相关成本削减了43.4%,基本工资减幅最多达到25%。与此同时,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国泰君安等其他头部券商的人力成本均有所下降。
公务员也是夹着尾巴过着日子。中共高层要求中央部委和各地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不少地方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时不时被媒体聚焦。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汇总的信息,截至2024年7月,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都发布了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规定,重点包括缩减预算、减少三公支出等,其中整顿公款旅游、违规配车用车等措施,事实上是挤掉了不少隐性福利。
极端事件频发 隐患之后是危机
中国的失业和减薪潮正导致越来越多的极端事件。最近的两例是6月份发生的美国人在吉林遇刺、日本人在苏州遇刺。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犯罪嫌疑人都是失业人士。
特别是在苏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53岁的“近期从外地来苏州无业人员”,这一信息显示即便是在经济富庶的地方,想要短时间找到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苏州案中见义勇为的胡友平女士,近几年工作也不稳定,曾短时间做微商、后来当清洁工,其离世前是第三方劳务公司派遣至校车公司的劳务合同工,每月薪水大约在3500元人民币左右。
谈及这两起极端案件,陈颖萱女士表示:“近期无差别行凶的凶手大多是50几岁的中年男性,但详细背景在官方刻意掩盖下难有进一步的讯息,很难直接下定论是失业造成的极端行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紧绷的氛围下,中国社会像是压力锅,随时有可能爆炸,未来的极端事件也将层出不穷。”
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长期关注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根据这家组织收录的数据,2024年1-7月,中国工人展开了1196次集体行动,以抗议降薪、欠薪、无预警裁员和补偿不公,这一数字较2023年同期增加了52%,同比新冠疫控三年的数据更是成倍提升。
该机构官网强调“所记录的事件大概只涵盖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5%至10%”,这意味着2024年1-7月中国工人的维权行动达到了11960-23920次。1-7月的集体行动覆盖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其中广东、山东、河南、河北、辽宁、浙江的情况非常突出。
亚洲公共文化协会秘书长王维克告诉美国之音:“失业率高肯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结合台湾的经验看,也是一样的。尤其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大、失业率高,极端事件的频繁发生很难避免。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甚至金领,经济上的损失现在都很大。经济越差,突发事件越多,共产党就会用高压态势打压。这是恶性循环,人民会更痛苦,而维稳成本也会更高。”
陈颖萱女士表示:“减薪和失业一直都是中共维稳中的重大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减薪与失业问题并没有将他们逼到墙角,所以多半民众仍维持在网上抱怨或是选择接受,这些对经济与政府的不满并没有被诉诸于集体行动。虽然抗议事件有所增加,但仍是相对地域性的零星个案,并没有大规模串连的事件,也容易被地方政府弥平。因此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来说,更多是隐患而不是马上会爆发的危机。”
三中全会办法不多
围绕失业、降薪所导致的社会局势紧张,中国官方看上去没有好的办法短时间解决。
7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旨进行介绍和解读。中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提到就业时表示,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他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改革或做法有哪些。
7月18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仅一次提到就业,表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指出,三中全会如果不在改革深层次上下功夫,可能难以扭转经济发展局势,这毕竟涉及到国家发展方向,以及与世界市场融合的模式。
“企业仍要有艰难经营的思想准备,居民仍要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他说。
陈颖萱女士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源于房市疲软、消费不振、政府债务高涨、外资撤离与贸易壁垒等原因,若不解决这些根本性因素,单一的挽救失业的做法只是杯水车薪。
她告诉美国之音:“中共花很大的力气在挽救房市,包含下调住房利率、以购代建等措施。不过,调降利率也意味着会侵蚀银行获利,会否造成金融体系的失业率、降薪情况更为严重,值得后续关注。”
她介绍,除了持续挽救房地产市场与释出各项振兴措施外,近期中国发改委也加大力度对外资企业释出善意,前往上海及陕西等地进行交流座谈,显示这可能是中共要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此外,虽然中国失业率仍高,但实际上蓝领工作大缺工,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会持续并加大力道对中小微企业的补贴,并透过舆论宣传蓝领工作,以吸纳白领就业市场过多的劳动力。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呼吁,中国政府应对社会状况保持敏感,实施稳定企业就业的政策,并停止任何可能损害私营部门信心的政策,“不断下降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正在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政府需要认识到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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