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的Emma Wang一直计划攻读蒙纳士大学的药学学位，眼下却因为一项新政策而产生动摇——8月27日，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突然宣布，将限制国际学生人数。“要让自己的申请脱颖而出，并不是简单的事。”Emma Wang有些无奈。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

若澳政府公布的这项“国家规划水平计划”（National Planning Level）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明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上限将控制在27万人。这也是澳政府继2023年12月公布移民新战略以来，再次发出潜台词：“不优秀的人，请你别来！”

由于中国留学生占到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人数的约四分之一，预计最先受到该政策的波及。业内人士预测，澳大利亚政府此举或将给本国带来43亿澳元的损失，并将国际学生们推向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

针对最受欢迎的八大名校？按照克莱尔的说法，澳政府欲将澳大利亚高校2025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上限设为14.5万人，实践和技能课程人数控制在9.5万人以内，其他大学和非大学机构人数设为3万人左右。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改革方案，到2025年，能进入澳大利亚高校学习的国际学生将不会超过14.5万人。

澳大利亚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注册就读的总人数约为81.1万，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17%。其中，新注册的国际学生人数约为28.9万，为史上最高。55%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21%）、印度（16%）、尼泊尔（8%）、菲律宾（5%）和越南（5%）。

“与疫情前相比，目前在澳大利亚大学就读的留学生人数增加了约10%，在私立职业和培训机构就读的留学生人数增加了50%。”克莱尔说, 政府旨在通过此新政控制移民人数，进而防止房屋租赁价格飙升。

不过，该提案需经参议院通过后方可实行。一旦通过，澳大利亚2025年国际学生人数将比疫情前减少约7000人，比去年减少约5.3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限制不适用于在校学生、研究生、参加独立英语语言课程 (ELICOS) 的学生、非奖学金生、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学者、参加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安排或结对的学生、主要合作伙伴外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来自太平洋地区和东帝汶的学生等。

眼下，澳大利亚政府已将各大高校的限额致函发给各大高校。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国际新生入学人数将会减少，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机构国际招生人数将有所增加。克莱尔解释说，这是为了“以更好、更公平的方式建立教育体系，这样整个行业都可获益，而不仅是少数幸运的大学”。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对2025年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图为2020年至2025年国际学生签证发放情况，灰色部分为2025年预计发放量。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劳伦森（James Laurenceson）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国际学生上限“像是专门针对八大名校的”，由于中国等国的留学生更喜欢在这些大学学习，他们将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劳伦森口中的“八大名校”，指的是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蒙纳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澳大学等八所享誉国际的综合研究型大学，由这些学校组成的八校联盟，享有澳大利亚政府七成的教育和研究预算，对于政治及经济等各个领域影响力深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位于东海岸的高校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

对于政府的新计划，上述高校纷纷做出回应：悉尼大学表示，已经收到教育部为该校提供的指示性数字，该数字与2023年相比大幅减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称，正在研究新政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包括对财务的影响；蒙纳士大学则称正在努力了解该数字的理论依据，以及该消息宣布后的后续影响；新南威尔士大学对政府提出的建议深表失望，并称担心这将对所有国际学生的留学体验产生不利影响。

墨尔本大学强烈反对对国际学生入学人数设置上限的行为。校方称，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求政府公开他们在给出限额时所使用的复杂计算方法。“我们从未与政府讨论过这一方法，也未进行过任何磋商。”

在新政公布前，至少有11所澳大利亚高校已向国际学生发出了2025年入学邀请或录取通知书。眼下，它们不确定是否要撤销这些邀请。



墨尔本大学已经向 2025年入学的国际学生发出了录取通知书。

国际学生的学费一直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仅次于政府资助。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悉尼大学近一半收入来自国际学生学费（47%），而昆士兰大学（34%）、墨尔本大学（33%）、蒙纳士大学（31%）和新南威尔士大学（31%）收入的三成以上也来自留学生。同时，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留学生的支出占澳大利亚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1.5%增幅的一半以上。



澳大利亚八大名校收入比例。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主席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我承认政府有权控制移民数量，但不应以牺牲任何一个部门为代价，尤其是像教育这样对经济至关重要的部门！”该联盟首席执行官卢克·希伊（Luke Sheehy）亦称，新政可能导致教育行业流失1.4万个工作岗位，并给经济造成高达43亿澳元的损失。

对此，克莱尔指出，国际教育业依然是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去年为例，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了480亿澳元。不过，大批学生回流对该行业的声誉造成影响，新措施意在为教育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留学生：“感觉被当成出气筒”在澳大利亚某高校读护理专业的学生Wen Li向《凤凰周刊》透露，她是在2016年来此留学的，像她一样的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消息让她觉得自己“不被欢迎”:“我觉得我们不被鼓励来澳大利亚读书……也觉得澳大利亚高校不愿和我们分享资源。”

“澳大利亚一直以张开双臂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其国际形象。”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的Anna Li说，但现在，该国似乎正向国际学生合上双臂。

“疫情期间，几乎所有澳大利亚高校都遭受了损失，于是给很多国际学生发出offer。但如今，当他们觉得无法解决一些内部的社会矛盾时，就立刻给我们设置上限。”21岁的Anna Li向《凤凰周刊》直言，“对国际学生不断变化的态度，让我和我的同学们倍感屈辱，感觉被当成出气筒。”

今年前五个月，在所有抵达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中，中国人稳居第一，共有153504名新生，其次是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学生。



蒙纳士大学校报就政府新政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在政府消息公布后的24小时内，位于墨尔本的一家注册移民代理公司已经收到了不少境外申请者的咨询，大部分是刚拿到学校邀请或注册成功的学生。

“他们很焦虑，怕后续的不确定性会带来负面影响。”该公司的移民律师Kiri Liu说，澳大利亚政府在过去一年内针对学生签证政策的频繁变化——如国际学生签证费用从710澳元涨至1600澳元、提高语言要求和存款要求、打击境内“跳签”等——严重影响到许多国际学生的就读选择。

“短期来看，这确实能劝退一些（澳政府）不想要的人。但长期来看，一些优秀人才可能也会选择其他国家了。除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也有很多人在咨询。”Kiri Liu说。

对于澳大利亚政府希望通过“配额方式”平衡八大高校和偏远地区教育机构就读人数的做法，正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Chloe Tian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规律。

“国际学生流向八大高校，是学校和学生在市场经济下做出的双向选择。澳大利亚不像美国、英国，有那么多含金量超高的顶级高校，我的同学们回国后，常因学历遭受质疑，被说‘太水’，尤其和国内985、211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在就业市场上并无明显优势。如果去了更不知名的澳大利亚大学，只会更不好找工作。”Chloe Tian说。

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曾调研过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情况，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QS排名前100的大学，而近80%的中国学生会选择澳大利亚的八大名校。

悉尼大学校长马克·斯科特（Mark Scott）观察到：“如果你向国际学生传达出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他们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今年5月，悉尼大学正在举办毕业典礼。

全球教育媒体《The PIE News》分析，除了八大高校外，VET机构，即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也将受到严重打击。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NCVER)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有226675名国际学生就读这类学校，而2025年的名额仅为9.5万个。

长期以来，由于联邦政府资金不足，澳大利亚各大高校早就被迫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国际学生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1989年联邦政府的资助占大学收入的80%，到了2019年，它只占大学收入的33%。疫情结束后，许多大学仍面临财政赤字。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曾发布报告称，该校财政赤字达到1.32 亿美元，比预期高出近2700万美元。

澳大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恩盖尔·伯格曼（Ngaire Bogemann）表示，政府的声明让已在该国学习的留学生感到压力。“虽然新政不会影响到这些学生，但一旦学校因此裁员，意味着教师数量、课程数量都会减少，从而影响教育质量。”

谈到该政策积极的一面，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所长彼得·赫尔利（Peter Hurley）说：“各个院校有责任管理自己的限额，这意味着一旦国际学生收到大学的入学确认，签证拒签的概率会降低。”



国际学生的学费一直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仅次于政府资助。

比英国和加拿大更激进“澳大利亚公立大学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助，他们有教育澳大利亚学生的基本义务——这是他们的工作。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一使命。”澳大利亚影子教育部长、参议员萨拉·亨德森（Sarah Henderson）向澳大利亚精英大学发出“警告”，不要让国际学生带来的“大量金钱”分散他们对教育本国人的“基本义务”的注意力。

“太多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被忽视了。”亨德森表示，有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大学生说他们的学习体验很差，没有足够面对面的学习，校园的参与度也不够。



澳大利亚影子教育部长萨拉·亨德森。

尽管国际学生的数量增加了十倍，但悉尼大学的本科生人数比25年前要少。“澳大利亚高校的教室里，75%的学生都是外国人。”亨德森说，各大高校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证据“极其普遍”。

亨德森也提到“国际学生影响本国人接受教育”的事例：他们在工作方面存在分歧，无法一起工作；有的国际学生会在上课时使用翻译器，甚至把手机举到讲师面前。“几周前，墨尔本大学一名一年级商科学生休学了，因为他的整个课程基本都是用中文进行的，包括导师，只是偶尔说一点英语。班上的同学都在说中文，这让他感到绝望。”亨德森说，大学必须保持卓越的教学质量，确保学位的含金量。

此外，部分国际学生以参加虚假课程为手段快速获得签证的行为，也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注意。这导致2023年的移民审查引入一系列所谓的“诚信措施”，包括查抄“幽灵大学”、关闭“签证工厂”、审查学习时长、严厉打击引进低技能工人的“后门”入境行为等。

另据一项民意调查，澳大利亚民众对于移民的支持率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42%的人认为移民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影响主要集中在住房供应下降方面。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默斯 (Jim Chalmers) 在今年5月的联邦预算讲话中透露，国际学生的人数涨幅已经超过专用学生宿舍的建设速度，从而给租房市场带来压力，让“人们更难找到住房”。

根据房产咨询公司CoreLogic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房价到4月已连续第15个月上涨，目前该国房价中位数为779817澳元（约合376.6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统计局4月公布的数据亦显示，房租也在大幅上涨，年涨幅达7.8%。这是自2009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但不少国际学生对此嗤之以鼻。“对于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应该是建造更多的国际学生宿舍，而不是对国际学生的人数做出限制，这是政府的甩锅行为。”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ABC）采访时，不少国际学生如是说。

亦有学生提到，要想提高教育质量，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对学生签证提高要求，或者限制国际学生报读“野鸡学校”，而不是通过限制人数来达到目的。

过去几十年来，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一直试图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包括利用高校品牌进行宣传、允许学生毕业后获得工作签证、设置有利于某些技能的毕业生的移民规则等。自2005年以来，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的人数年均增长约5%。



赴澳国际学生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

但当后疫情时代来临，国际学生人数迅速复苏时，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又开始担心国际学生的过度涌入。尽管教育界许多人士认为，新生人数激增是疫情后教育产业复苏的短期特征，但政府很容易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针对移民问题的失控”。

疫情过后，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数量连续两年增幅达到30%，目前，该国国际学生人数将超过100万。为此，加拿大政府宣布到2024年底，将职业和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新生人数减少35%（上限为36万人）。此举对安大略等加拿大人口大省影响颇大。

而在英国，国际学生数量去年达到75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为此，英国政府不再允许国际学生携带伴侣和子女入境。此举也已产生影响——截至2024年7月的过去一年，英国学生签证申请数量下降了16%。

澳大利亚独立媒体《The Conversation》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此举是“高度官僚主义”的做法，且比英国和加拿大更为激进。

移民中介普遍预测，限制国际学生数量，意味着新移民的数量也会减少。而澳大利亚自去年起已全面停止商业移民，这将让中国的中上阶层家庭“不得不放弃澳大利亚市场”。《澳大利亚人报》更是犀利指出：限制国际学生人数或将导致庇护申请升级，令成千上万的人陷入“移民困境”。

“这一决定带来的全面影响需要过段时间才能显现，但澳大利亚作为众多国际学生首选留学目的地的声誉必将受到打击。”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全国主席戴维·奥尔森 (David Olsson) 直言，“国际学生不仅能惠及教育行业，也会惠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比如房屋租赁、家庭旅游乃至酒店业，现在这些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ABC发文指出，国际学生和大学工作人员担心受到影响。

克莱尔曾信誓旦旦地说，希望国际学生回国时，“会把对我们的爱和感情带回家”。然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很难让在此留学或是打算来此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感受到他们口中的“爱和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