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6日，有朋自远方来。

5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齐聚北京，盛况空前。

在各国首脑们忙碌的三天里，不仅中非关系提升到了新的层级——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在开幕式主旨发言中还庄严承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干货满满。

此外峰会还通过了《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

然而，海外媒体上的猜忌和揣测在峰会前就开始了，经济学人、BBC、CNN、《纽约时报》等纷纷发文，兜售“中国拉拢非洲换取政治支持”论。

国内也不乏一些不理解中非合作深意的声音，“帮助非洲，中国得到了什么？”；在国内面临债务问题的时候，对非“到处撒钱”，是否“打肿脸充胖子”？这些声音很熟悉，伴随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几十年。

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系主任，他常年专注于非洲研究和国际发展问题。

9月5日下午，刚刚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现场回来的唐晓阳，就上述问题与观察者网分享了他作为一线非洲问题研究学者的观点。

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洲各国代表一边交谈一边走出人民大会堂会场 IC Photo【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互惠互利是中非关系持久发展的源动力观察者网：自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正式建立至今24年，中非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从2006年确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到如今的2024年，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当前大背景之下，为什么中非合作关系这么重要？如何理解当下中非关系新的定位？唐晓阳：我觉得在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和非洲发现彼此政治上的共同兴趣越来越多；经济上，尤其是新世纪以后，双方找到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模式，使得双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纽带日益紧密，从而带动了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交往。

第二，中国和非洲的交往是持续性的，说明这背后有强大的驱动力，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长期来看，双方都能够获得好处，所以投资额、贸易额都在不断增长。

而在政治上，经历了数十年的岁月洗礼，双方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了紧密的友谊关系。

经历长时间的磨砺之后，中非关系的增长动力仍然非常强劲，而这种不断升级的关系背后，正反映了中非之间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具有生命力！观察者网：很多人第一次到非洲之后，会很受震撼，从非洲的基础设施到非洲人的日用产品，很多都是中国产的。

前几天曾和一位到过非洲的英国人讨论，她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要投资非洲”？从历史到当下，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唐晓阳：我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援助非洲了，最著名的就是坦赞铁路。

那时候的更多是一种无私援助，而不是遵循市场机制来推进的合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对非投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开始遵循市场机制，并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寻求共同发展了。

投资不单单指直接投资，而是指整个中国在非洲的经营活动。

中国为什么要投资非洲呢？首先是因为中国能从商业活动当中获取利益。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利润和企业的成长作为最重要的行动标准的。

对非投资，首先是因为中国企业发现非洲有很多机会，这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有关。

欧美企业往往经营成本很高，技术水平也高，但价格比较昂贵，无法满足大多数非洲人的需求；另外，欧美企业也不太愿意投资非洲，因为他们觉得非洲市场风险太大。

而对中国企业来讲，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发展阶段来讲，我们都与非洲更接近，所以我们去非洲市场投资就更合适。

就是这种适应性，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企业在国内或者在出口发达国家市场无法获得更高收益，可能因为国内太卷，发达国家市场受地缘政治影响，或者太饱和了，那么就可以去非洲投资。

所以，为什么投资非洲，首先是企业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做出的决策。

其次，从国家战略角度，我们为什么要去投资非洲和援助非洲，和非洲发展各种合作？首先要区分的是，从国家层面来看，既有对商业投资的鼓励，也有援助。

就像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宣布的，未来3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其中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是商业性的，800亿元人民币是各类援助，剩下700亿元人民币是中国企业对非投资。

中非班轮“塔内斯梦想”轮从山东港口烟台港起航 IC Photo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国家层面，商业投资依然是整个中国对非经贸和信贷的主流。

但是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曾经接受过很多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的援助，所以我们为非洲提供援助以及鼓励企业投资非洲，也是基于国际道义和互帮互助应有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援助非洲的时候，非洲国家也在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地适应非洲市场。

比如中非合作设立的鲁班工坊、数字示范中心等等。

或许这些投资并不能产生直接商业收益，但是作为一种公共投资，从更长远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我们的援助可能对整个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培育、非洲人才的培养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终也会帮助到在非洲开拓的中国企业，促使中非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西方媒体不懂南南合作的思想意义观察者网：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期间，几大著名的西方媒体对中国对非投资又展开了各种猜忌和中伤，今年所谓“债务陷阱”提得少了，但是“拉拢非洲论”很盛行。

从如下几个媒体的标题：《经济学人：中非关系前途不明》《纽约时报：中国拉拢非洲，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利益的捍卫者》《CNN：顶着西方压力，中国寻求拉拢非洲领导人》您怎么回应这些西方媒体的猜忌？唐晓阳：我觉得西方在看待中非关系的时候，大多数很短视，或者是并没有真正了解中非合作的内在思想价值，只不过是隔靴搔痒，为什么？比如说，他们讲中国寻求在联合国投票中获得非洲的支持，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外交原则一直就是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中国给非洲提供援助的时候，从来没有以支持联合国投票作为附加条件。

而往往是西方自己，在冷战时候，甚至在特朗普时期，都曾经要求非洲选边站。

但为什么给人印象里，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非洲往往会支持中国立场？背后更多的还是中国和非洲历史上在国际问题的观点有内在一致性，中非都有反对强权、反对帝国主义、希望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并不是西方的媒体所理解的“大国拉拢”的关系。

历史上来看，无论是殖民战争时期、冷战时期还是现阶段，西方从来没有跟非洲有过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对西方英国、法国、德国等所有这些前殖民国家来讲，对非洲只讲利益，从来没有过共同的价值观，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和非洲的合作。

所以，他们只能用西方历史上的做法和手段来揣测现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试图把它复原到冷战时期，或者甚至殖民地时期的拉帮结派战略。

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为什么是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是真正从心底里彼此认可的一个共同体，而不是表面上的联盟或者集团。

我觉得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西方没有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兴起背后的真正意义：南方国家的崛起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上西方国家争夺霸权、追求势力范围的老路。

南方国家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就是对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

我们意识到发展是必要的，但我们也意识到，西方式的现代化带有很强的摧毁性和不公正性，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展来改变这一不公正性，从而形成一个更公平、更全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及更和平、共同发展、美美与共的新型全球化。

不投资和援助非洲，我们的发展会更困难观察者网：这些年，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两国互惠互利，以及中国如何帮助非洲，但是我们对内的解释并不多。

一些人会问：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处在阵痛调整期，有人就说，非洲需要我们胜过我们需要非洲，非洲对华贸易额度只占中国GDP的不到5%，这样对非洲送大礼包，我们到底能获得什么好处？唐晓阳：好处其实挺多的，主要还是我们跟非洲的合作模式决定的。

中非之间的合作模式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

而这个模式已经证明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过去二三十年中非合作就是不断沿着这套模式不断发展，而且能够越来越紧密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双边互赢互利的合作框架中，很难讲谁更需要谁，因为这是现代化工业化分工合作的要求。

大家各有专长，同时又能紧密合作，从而使生产率不断提高，使经济社会得到发展。

现代社会就像一条流水线，你做前端我做后端谁也离不开谁，而通过流水线作业，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收入福利的增加，必然要比封闭经济更快。

如果没有非洲，这条流水线就会出现短板，我们可能只有自己玩了，以前还可以和欧美国家同处在一条生产链。

而非洲加入我们的全球产业链之后，不单单可以向我们输送资源产品，非洲的市场也非常巨大的，可以使整个生产链条更完整更稳固。

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地的日用消费品，这些投资和出口大多数都不是援助，而是非洲真金白银在买我们的承包合同，买我们的产品，才能让我们的企业在当地投资获利。

另外一点，这也是年轻人就业的一个方向，如果觉得国内竞争太激烈，其实可以考虑去非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了非洲，就像我们清华的毕业生曹丰泽一样，他在非洲找到了发展空间，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事业成就感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满足。

蒙内铁路中方工作人员正在对非洲当地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IC Photo像曹丰泽这样的年轻人在非洲有千千万万。

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在西方打压的背景之下，可能我们国家的经济会受到影响，随之带来的还有政治问题，那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理解中非合作，要从我们整个国家和世界现代化的角度，将其理解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模式，只有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全球分工合作，这样的合作长期来看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双赢的。

双赢不单单是中国和非洲的政府，也包括参与其中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都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潜力。

观察者网：说到全球产业链，目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塑，中国有的制造业的某些生产环节正在外迁到亚非拉国家，我们国家也提出要拓展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一些加工制造业可能要外迁。

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非洲可能成为中国制造外迁的理想地吗？唐晓阳：非洲工业化是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产业化就意味着要有专业分工，能形成规模生产，形成自身在制造业、建筑、农业，甚至服务业、数字经济上的产业优势。

而制造业往往可能是比较重要、影响比较全面和广泛的产业，因为它既能带动实体经济的机器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又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

但是非洲，特别是一些非洲小国，它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大规模的工业制造。

非洲的工业化不单单说起步晚，还跟它的殖民地历史，以及现在的行政区划分割比较严重，国土面积相对狭小是有重大关系的。

因为工业化需要规模性的制造和生产，所以发展制造业基地，对分布比较零散的非洲国家来说，造成了巨大的制约。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过去几百年来工业化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直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趋势还方兴未艾。

中国引领的这一轮冲击波不断地影响世界、带动世界的发展，先带动了东南亚周边如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在无疑也把非洲卷进来，将来也会带动非洲的工业化。

无论是我们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政府管理经验，还是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以及我们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很多刚刚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工业化发展起来的企业，他们的经验是比较适合非洲当前发展阶段的。

另外，工业化也不只是单单的生产，也包括规模化的销售，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销售配套，工业化就无法持续进行。

因此，大规模的市场流通也是工业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单单引进外资进行生产，同时也使得整个市场流通体系越来越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蓬勃兴盛的国内外大循环市场。

所以，非洲对我们的企业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或者原材料加工基地，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中国的产能转移出去，而是通过对市场考察和研究，发现当地市场空白，然后通过投资、经营，来挖掘当地消费者的潜力，从而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激活当地市场流通体系，形成工业产值，实现商业价值。

因此，这是通过南南合作和产业对接而产生的新蛋糕，而非洲作为原料产地和非洲巨大的市场潜力，能够使得中国企业不断把蛋糕做大。

对非投资债务处理严格，不存在乱撒钱的情况观察者网：中非合作的成就太多无需赘言，我们谈谈挑战。

先说债务，2020年左右，一些非洲国家如赞比亚出现债务问题。

有报道说，我们和IMF、世行等双边机构的债务重组谈判协议已经达成：我们减免重债国的债务，IMF给重债国再提供额外的贷款或者低息贷款，现在加纳已经是第一个受益的国家了，接下来赞比亚可能也要如法炮制了。

这个报道的准确性如何？我们现在国内也面临债务压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援助非洲或者投资非洲，如何能够提升财务的可持续性，减少风险？唐晓阳：首先债务处理问题，加纳的对外债务中，中国的占比小于5%，所以中国在加纳的债务重组中并不需要做很多让步。

所以我也没有听说，中国对加纳债务做出了减免或者重大让步。

第二，中国很少会减免债务，如果宣布免除债务，那只是中国针对对外贷款中特别的一种无息贷款，因为那本身是带有援助性质的贷款，是从国库拨的。

我记得，疫情期间，王毅外长曾宣布，中方将免除非洲17个国家，截至2021年底，共23笔对中国的无息贷款债务。

这些贷款加起来金额也是非常小的。

中国对于减免债务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到了赞比亚债务重组的时候，确实中国和 IMF等多边机构在免债问题上产生很大的争论。

因为赞比亚对中国的债务占到了赞比亚外债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一是商业贷款包括债券，还有三分之一是多边银行和其他双边债权人的债务。

几年前赞比亚开始债务重组谈判时候，西方就曾要求中国对赞比亚的债务进行大幅度减免，但中国坚持说，赞比亚所欠中国的债务都是商业贷款，我们不能像援助贷款一样随意减免，因为我们都是有商业合同的。

因此中国的进出口银行等债权人和相关方面进行长达两三年的讨论之后，2023年6月份，在巴黎，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双边债权人的共同主席国与赞比亚达成了债务重组的协议。

赞比亚街头排队投票的当地选民  IC Photo具体的条款没有完全公布，但是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中国虽然减免了一些债务，但也非常少，可能只有10%左右，而大多数的债务还是按照中国以前的做法做了展期。

疫情期间我们也曾经暂缓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偿付。

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国家依然有发展潜力，长期来看，依然会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经济有周期，在非洲国家经济下行周期时，我们不要雪上加霜，而是等他们经济处在上行周期的时候，比如铜矿价格上升经济回暖的时候，他们会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偿还这些延期的贷款。

从赞比亚的例子就能够看到，中国对于金融可持续性，对外投资中我国利益的保护方面，原则性是很强的，也是非常重视的。

但问题是，商业贷款肯定也是有风险的。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我们给很多非洲国家几百亿的美元贷款都如期收回，而且在当地还产生了很好的效益。

但是2018年—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2020年之后全球又面临新冠疫情，债务问题就暴露了。

在当时世界经济非常反常、波动非常大的情况下，非洲国家还借了很多市场上的商业债券，这些商业债券利率高，而且价格波动大，更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非洲国家都是用美元记债的，在前几年美联储加息美元借贷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他们的还债负担非常重，结果就导致赞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等这些国家的债务违约。

原本大家担心，非洲的债务危机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非洲蔓延开来，但从2023年之后基本上稳住了，没有再进一步蔓延。

所以说中国大多数的贷款并没有被减免，也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我们的确需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我们也不能由于这几个案例的违约全面否定我们对非借贷的做法。

因为我知道，像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还有我们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银行，他们目前的银行放贷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债务持续性要求，对于项目的效益也有很高的考核标准。

当然由于我们可能在非洲市场经验不足，非洲国家经济波动比较大，情况比较多变，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失误，我们可以就事论事。

对发生债务的损失，谁来承担责任，我们要给予相应奖惩。

但总体而言，在整个对非洲投资的大原则上，我们要能够理解现在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而且可以对其可持续性有信心。

作为开拓者，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观察者网：另外一个挑战是人。

我们的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背后其实是靠成千上万个中国外派人员个体和家庭的努力在支撑着的，这方面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不够。

我们的外派人员有的像曹丰泽那样，讲国家情怀和理想抱负的；也有不少像“立志在国外攒够200万就退休的哇塞女孩”这样普通的年轻人；但也有一些驻非员工谈到的故事令人担忧，比如在阿尔及利亚，中国女翻译被强暴，也有广西女孩在刚果金得了疟疾客死他乡，等等。

您认为我们在外派员工的安全保障方面是不是还有提升的空间？唐晓阳：非洲当地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从安全上来讲，也还有很多政变、内战、恐怖主义或者社会治安事件。

由于设施的落后，医疗保健等一些基础的卫生设施也都比较欠缺，再加上可能水土不服，确实比较容易得病。

我听说过因患病而死，或者因为各种犯罪事件突遭意外的确实时有发生。

然而，从保障角度来讲，我们的企业肯定应该尽可能地做好保障工作，中国企业在这里面也做了不少努力。

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资金有多雄厚。

有些大企业，外派员工多，就会建设中国员工基地来保障安全。

也有一些小型的企业，为了省钱，有的时候宿舍就建在比较偏僻不安全的地方。

这样做有好有坏。

这让我想到，1960年代周总理跟非洲国家签友好互助条约时，其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中国的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要跟当地的专家享受同样的待遇。

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实习 IC Photo这一条正体现了中国跟非洲平等的观念，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企业会有各自的选择。

但是，我们有很多对外援助项目也依然遵循这一条原则，比如对外援助的医生，农业示范中心的专家等等。

如果你去他们的工作基地考察，会发现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几乎是在田埂上同吃同住的。

就是这样一种平等的精神，把我们国家和非洲同甘共苦、平等互助的精神真实反映在了细微之处。

相比而言，欧美国家和企业更加强调员工的安保和待遇，他们的员工往往是住在五星级酒店里或大别墅里，而且给高管家庭还配备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

确实，他们在安全保障上面比我们的水平要高，生活也更舒适，但同时他们的代价是，价值观上与非洲人高低有别，也与非洲人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主仆关系”。

同时，这也带来经营成本上的高企，这也就是欧美企业在非洲近十年里难以支撑下去的原因。

因为中国企业能够用比他们低廉得多的成本做得更好。

所以，综合各种因素，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国家和企业，肯定是要尽量保护员工的生命安全。

但另外一方面作为开拓者，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而是去开拓事业的。

非洲发展机会多，也就意味着风险也大。

如果非洲像中国这样生活安逸，或者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环境条件，可能也就轮不到我们这一代人去非洲开辟新天地了。

要看到，在非洲这样的初级工业化环境里，我们要发扬30年前的吃苦精神。

因为没有我们当年的吃苦精神，就不会有中国现在的舒适环境。

现在我们在非洲吃一点苦，可能40年后我们的后代包括非洲人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即将奔赴非洲的中方人员与家人惜别 IC Photo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观察者网：习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开幕式主旨发言中，重点谈了中非共同追逐现代化之梦这一新提法。

非洲目前还处在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初级阶段，您觉得这个提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唐晓阳：这个提法，把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和中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在了一起。

从今天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现场回应发言来看，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中非共建“六个现代化”的提法非常支持，也非常认同。

“六个现代化”包括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以及和平安全等六个现代化。

对于中国和非洲来讲，现代化意味着全面的社会转型，所以现代化不单单是工业化，同时也意味着市场流通体系的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人才培训、社会治安维护等等整合制度体系转型。

我们讲的现代化，与全球的现代化趋势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我们也听到他对于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给其他国家带来的苦难提出批判。

他说，我们和非洲虽然也需要走现代化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不会和西方国家走同样的路，而是会走一条更加平等和共同发展的道路。

所以，中非共建现代化这样的新提法，其实是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党、我们国家对于百年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理念融合起来的一种思考，同时，又把它和非洲朋友的愿望，通过具体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包容进来，进行融合，真正体现了双方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定位。

观察者网：数据显示，中国对非的贷款额最高的时候是2016年，达到284亿美元，随后几年每年都在下滑，2022年跌至不到10亿美元了，但是2023年首次回升到近50亿美元。

您如何看到对非贷款的下滑？同时，在“一带一路”10周年峰会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中，提出了中方要统筹推进“小而美”的民生项目。

此次的中非合作还涉及为非洲建设清洁能源项目30个，20个数字技术示范区。

综合以上，是不是意味着下一个阶段中国对非策略会有一些改变，像中国经济转型一样，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绿色，更加结合非洲工业化的方向实现双赢？唐晓阳：首先，中国对非贷款数据的确出现了下降的情况，2022年的贷款降到了10亿美元。

但是，需要区分的是，贷款只是中非合作当中的一部分。

在中非合作当中，中非贸易其实是在逐年走高的。

中非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了将近2,82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另外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在2021年也达到了49.9亿美元，截至2022年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70亿美元。

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从2016年以后确实下降比较多，到2023年出现了小幅反弹，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加之新冠疫情，以及后来的美元利率高企和汇率走强，都导致了非洲国家的新增贷款成本飙升。

此次中非合作的一个亮点或许你注意到了，今年我们中国对非洲信贷的承诺资金投入第一次用了人民币，而不像以前一样用美元。

这就体现出，中国在对非合作中要用人民币结算来化解美元利息过高汇率成本过高的风险。

刚才讲到“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上承诺的“小而美”民生项目，此次习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主旨发言也提到要建设1000个“小而美”项目，它更多是一种民生发展援助项目，执行方可能就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虽然有1000个，但它依然只是占了中非合作很小的比例。

而跟“小而美”民生项目相平行的，还有30个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产业链合作行动，包括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等等。

可见，并不是说未来中非合作的重点就只转向了“小而美”民生项目，因为工业化发展还需要大型基础设施、数字化流通体系的建设，这是一系列制度体系建设的配套发展。

另外，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升级转型，也会影响到非洲。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论坛现场听到，清洁能源项目、数字技术合作，这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也成为了中国与非洲合作的重要领域。

这说明，中国会带动非洲在工业化过程中尽量避免可能经历的污染阶段，能够更快吸收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当然，非洲具有后发优势，但也不能完全避免工业化初期必须经历的阶段，比如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必须的，产业能及的培育，不能盲目拔高，过多追求高科技和高质量发展。

这就有点像现在西方和非洲的关系，由于西方过多追求高科技，追求员工的高福利待遇，因而，他们的产品就显得跟非洲市场脱节了，最终被淘汰。

我们所讲的高质量是实实在在根据当地情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不影响非洲工业化可持续目标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当地市场需要，引进一些有性价比、效率更高、更先进的技术用于非洲，更不是转移低端技术和落后污染项目的概念。

中国在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一个从重视规模、到重视质量提升、再到重视技术研发的转变过程，非洲也会如此，但是在中非合作良好的势头之下，他们的现代化过程，或许会有独特的创新模式与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