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描述了一个被时刻监视的反乌托邦世界，在大洋国，所有人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电幕监视下。在电幕的那头，从未露面过的老大哥正在窥探着屏幕。



“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这句《1984》的经典台词，如今却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



2024年9月17日和18日，席卷黎巴嫩全境的BB机爆炸案造成了至少32人死亡，2000余人受伤，伤亡者包含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以及不少平民。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称自己的组织受到了“黎巴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誓言让以色列血债血偿。



然而没过几天，在2024年9月28日，纳斯鲁拉本人也在以色列发起的袭击中被炸死了。



从寻呼机爆炸案，到纳斯鲁拉遇刺，当代以色列能够从人群和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精准地识别反抗的个体，并发起定点袭击，这种透明性意味着，20世纪的游击战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01“电信暗杀”的惯犯

当然，这并不是以色列第一次通过电信设备实施暗杀。

通过渗透电力、网络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对敌对方实施非常规作战，已经成为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惯用手段。

1972年，慕尼黑惨案爆发，巴解组织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报复，以色列特工潜入巴解组织领导人哈姆沙里的家中，在其老式电话中植入炸弹，并在哈姆沙里接听时远程引爆。



更为经典的案例出现在1996年，那年，哈马斯组织的炸弹工程师阿亚什（Yahya Ayyash）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远程遥控手机爆炸案的受害者。

以色列安全机构发现，阿亚什本人行事极为谨慎，一般只使用朋友奥萨马·哈马德（Osama Hamad）的手机和外界联系，不过巧合的是，奥萨马的舅舅卡米尔·哈马德（Kamil Hamad）正是以色列的线人。



以色列安全机构制作了一款内置炸药的手机，要求卡米尔将手机赠送给侄子哈马德。1996年1月5日，以色列情报人员监测到通话信息，在确认通话者为阿亚什后，便引爆手机，将阿亚什远程击杀。

2000年，法塔赫活动家萨米·马拉比（Samih Malabi）在接听电话时，手机突然爆炸，马拉比当场死亡。

除了远程遥控手机炸弹，以色列也常常渗透地方的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

2010年，以色列通过计算机蠕虫Stuxnet攻击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造成大量铀浓缩离心机瘫痪。



2021年4月，以色列远程破坏纳坦兹核设施的电力系统，再次毁坏多台离心机。



相比于此前的袭击，黎巴嫩爆炸案的新颖之处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组织模式。对全球供应链的渗透取代了密探的蝇营狗苟与技术操控，将针对具体个体的定点清除转化为集体性杀戮。



爆炸案发生已逾十天，但以色列如何通过全球供应链调控货物的流向，确保货物流向宿敌的手中，又在何时安装爆炸装置，仍然扑朔迷离。

这桩谜案意味着，黎巴嫩，连同周边国家正日益坠入以色列的控制网络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黎巴嫩人选择使用寻呼机，本身就是逃脱以色列数字监狱的绝望尝试。

02 暗杀背后：以色列的数字监狱

以色列是全球最大的监控技术输出国之一。

根据非政府组织Privacy International 2016年的报告，以色列当时就拥有27家从事监视技术研发的企业，而以色列监视技术设备的出口额甚至一度超过军火出口额。



在以色列，监控技术有着生机勃勃的土壤。

犹太情报机构的历史甚至早于以色列国的建立，1918年，在英国人的主导下，犹太人情报局成立，该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探查有关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信息。



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自1948年建国到80年代，以色列针对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监控手段主要是人口登记、制作身份卡片、土地调查和建造瞭望塔等传统技术。



约旦河西岸的瞭望塔

然而，在过去的40年间，以色列的监控技术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手机与网络监控、生物学数据收集逐渐成为安全机构的新宠。

以色列的数字殖民主义获得了科技巨头的支持，谷歌和亚马逊等数字技术公司是以色列军方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为了欢迎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2016年访问以色列，以色列空军部队聚集在基地拼写“谷歌”

2013年，谷歌发起E-nnovate Israel计划，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系统模型。



2015年，时任谷歌CEO 埃里克·施密特，为以色列情报单位8200部队前长官开发的网络安全倡议注资1800万美元。



施密特（右）与以色列首相内塔尼亚胡（左）

2021年，谷歌与亚马逊击败微软和甲骨文，跟以色列政府签订了价值12亿美元的云计算投资合同，该项目被称作Project Nimbus，其纸面内容是在以色列建立新的数据中心，并允许以色列政府使用内置工具进行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和应用程序开发。

以色列国防军是Projet Nimbus的主要用户，它将相关技术广泛用于面部识别，智能图像分类、目标跟踪，甚至以此分析表情、文字中流露的情感状态。



以色列官员网络部门官员Gaby Portnoy曾公然表示，该合同有助于以色列对哈马斯组织展开军事报复。

借助硅谷的技术支持，以色列将加沙与耶路撒冷变成了“数字监视技术的实验室”，在这里，现实和虚拟世界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被监控系统吞噬、咀嚼，最终被消化成一张张逮捕令。



在现实世界，以色列实现了对每一个巴勒斯坦个体的识别和记录，以色列人口、移民和边境安全管理局（PIBA）要求所有年满16岁的巴勒斯坦人注册“智慧卡片”，作为进入以色列控制区的准入证，该卡片包含照片、住址、指纹和其他生物识别特征。这些生物信息均被储存在一个被称作Wolf Pack的数据库中。



现在，假设一个巴勒斯坦人试图从东耶路撒冷前往约旦河西岸，他需要首先穿过密集的摄像头网络。以色列人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着一个由数千台闭路电视摄像机组成的网络，平均每五米就有一到两台摄像机。以色列人将这一监视系统称作Mabat 2000。



在街上，如果这个巴勒斯坦人表现异常，他随时可能被巡查的警察拦下，警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打开“蓝狼”（Blue Wolf）程序，调出Wolf Pack中储存的数据，对他进行身份核查。



当他穿越以色列本土，到达以色列和西岸接壤的希伯伦地区时，军事检查站的士兵会拦下他的脚步，命令他接受“红狼”（Red Wolf）系统的筛选。



“红狼”能够自动识别巴勒斯坦人的面孔，并将面部特征同数据库进行比对，只有被系统识别为“安全”的人才能通过，其他人则将被拒绝入境，甚至逮捕。面部识别系统的运作并不稳定，常常有平民错误地被标记为军事人员，拒之门外。

如果这个身心俱疲的巴勒斯坦人回到家后，竟然敢于在Facebook上指责以色列人的不人道，那么他会面临新的麻烦。在虚拟世界，巴勒斯坦人仍遭到严密的监控。

加沙地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几乎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巴勒斯坦成立最早的电信公司Jawwal，仅能在900MHz频段中分到4.8MHz，以满足12万用户的需求，另一家运营商Wataniya Mobile也只有在以色列同意发布频率时才能运行。同时，以色列一直推迟向两家巴勒斯坦移动运营商提供3G和4G频率，直至2016年前后，巴勒斯坦人还只能使用2G网络。



面对重重限制，很多巴勒斯坦人不得不使用以色列运营商的服务。据统计，以色列运营商占据了巴勒斯坦20-40%的市场份额。



以色列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程序监视巴勒斯坦人的数字空间，他们的监测软件在巴勒斯坦人最喜爱的社交媒体Facebook上昼夜不息地巡视、监测、识别“shaheed”（殉教者）、“Al Quds”（圣城）等敏感词汇，将相关表述者标记为潜在的暴力分子——哪怕他们并未实施任何暴力举动。

2015年，在以色列袭击阿克萨清真寺酿成的冲突中，8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为在Facebook上发表反以色列言论遭到逮捕。



对当局来说，是否逮捕可疑分子，以及如何量刑取决于许多偶然因素。例如，敏感言行获得的点赞、评论和转发量越多，表述者被逮捕和起诉的概率越大，量刑也会更加严重。

面对巴勒斯坦人，Facebook上的词汇监视只是第一道筛选网，在确定可疑对象后，以色列会直接黑入账号窃取信息，或者制作Facebook假账号，伪装成志同道合者，接近可疑对象。2015年，有多名巴勒斯坦活动家反映，有一些取着阿拉伯名字，以巴勒斯坦国旗作为头像的Facebook账号联系到他们，询问参与抗议的巴勒斯坦人姓名。



一位前情报部门长官透露，以色列窃取的信息包括巴勒斯坦人的性取向和情感状况，当他们发现某个有价值的目标是同性恋，或在婚姻关系中出轨时，就会搜集ta的私密照片和视频，利用这一点威胁对方充当自己线人。

因为在加沙的神权政治中，同性恋和出轨将招致残酷的惩罚。



因同性恋倾向被巴勒斯坦当局判处死刑的巴勒斯坦青年Ahmad

当然，监视巴勒斯坦人的不止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政客也在监控和惩戒政权的批评者，两者的差异在于方法。

以色列用算法和平台监视巴勒斯坦人的数据，识别一切微小的越轨行为，巴勒斯坦人只能沿用古老的暴力机器，逮捕公开而清晰地表达意见的异议者。



讽刺的是，当后者则被指责为侵犯人权时，前者却被西方媒体宽容地描述为“治安行为”。

03“锁上你的手机”：黎巴嫩的抵抗

对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来说，他们的生物学特征和社会性行为都是透明的。

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了类似的数字监控网络。



只不过，对黎巴嫩南部的监视更为困难。真主党是在原以色列占领区发展起来的，通过把以色列军队赶出去获得现今地位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并且受到伊朗的资助。

尽管被西方国家和海湾国家定义为“恐怖组织”，但真主党却是黎巴嫩的合法政党，可以参加政府选举。



绿色为真主党控制区域

为了监控真主党，以色列一方面投放了大量侦察无人机，同时雇佣更多的线下暗探，从事危险的间谍工作。

2023的一起案件说明了以色列的暗探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2月下旬，黎巴嫩警卫拦住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车辆，从中搜捕出一部高度先进的间谍设备和多部手机，在其中一部手机中，警卫发现了56000张高分辨率照片。



据嫌疑犯供述，他们的酬金高达20万美元，而黎巴嫩的人均GDP才3500美元。为了获得报酬，他们需要绘制贝鲁特及南部郊区的精确地图。地图上包括街道、建筑、商店名称、停放和行驶中的汽车、车牌号和路人的面部特征。他们还拥有无线电频率扫描系统和无线基站信息，能够获得区域内每台无线设备的名称、密码，以及连接用户的确切地理位置。



暗探和无人机勾勒出信息的骨架，以色列的网络技术则更进一步充实骨肉。以色列可以侵入黎巴嫩的电信网络，监控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手表等几乎所有门类的智能设备，获取其定位信息和存储信息。

黎巴嫩的基础设施也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帮凶”。据《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已经投入数百万资金，开发能够远程侵入摄像头，调取实时监控影像的技术，实现对各个角落的持续监控。



“数字殖民”为以色列的治安战赢得了筹码。真主党的“兵民合一”模式曾经为以色列刺杀关键人物造成了巨大困难。而现在，以色列可以利用侦测到的信息对真主党人高级指挥官实施定点清除。

仅在2024年7月到9月，以色列先后刺杀了包括一号二号人物在内的18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基本上将真主党的整个指挥体系连根拔起。



在实施大规模打击时，以色列甚至发明了特有的行动模式。情报部门会向侵入地区被识别为“平民持有”的设备发送预警信息，提醒他们潜在的冲突，远离前线，以此来制造对方内部的裂痕。

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的数字殖民主义之前毫无招架之力，他们被迫回归到更原始的交流系统。他们要求居民关闭摄像头的在线链接，不要用智能手机发布照片，并严格禁止真主党成员及其家人使用智能手机。



在今年2月的电视讲话中，已故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将手机描述为“特工”。他说：“你问我特工在哪里，我告诉你们，你手中、你妻子手中和你孩子手中的手机就是特工”。为了逃避监控，哈桑·纳斯鲁拉给出的方案是把手机“放进铁盒子里，锁上”。



锁上手机后，黎巴嫩的交流选项并不多，除了人工传递消息和固定电话，传呼机自然是不错的选择。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在5个月前购置了这批新寻呼机。只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Big Brother的身影无处不在，寻呼机的全球供应链也被以色列玩弄于股掌之中。



04 游击战的消亡？

20世纪的游击战曾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和兵民合一的社会形态，以落后的技术手段遏制帝国主义者的攻势。



然而，时过境迁，数字时代日益加剧的技术与信息不平等正在摧毁弱者的相对优势。

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消除了空间的庇护，对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渗透，以及介入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正在让现代世界的抵抗者变得透明。只要抵抗者还希望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福祉，抵抗组织还想利用通信技术的便利，那他们就无所遁形。



黎巴嫩爆炸案传递的危险讯息是，在当代世界，如果不掌握先进的通信技术，哪怕是游击战争，都打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