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川大兴基建、拆迁暴富的炒作，要辟谣很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思维，减少社会对“大基建”和强刺激措施的过度期待。

撰文丨熊志

四川大规模拆迁，泼天富贵砸向“川爷”的消息，果然反转了。

最近网传消息称，“四川启动2.15万亿拆迁项目”，一些成都网友更是在网上晒出拆迁补偿情况，“我家拆迁拿到900多万”，“我拿了17套房，还有三年房租”，堪称天价的拆迁补偿，羡煞众多外地网友。



▲网传的成都拆迁地图，已辟谣（图/网络）

对此，成都官方回应称，“全是谣言”，目前已对发布天价拆迁虚假消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

一条假消息引爆舆情，甚至资本市场也为之亢奋，相关概念股一度大幅上涨。在这轮炒作背后，充斥着太多对新一轮产业转移、战略腹地建设、西部大开发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想象。

01

根据官方通报，“四川启动2.15万亿拆迁项目”“成都大规模拆迁，有人一夜暴富”“我一个朋友赔了17套房”等信息，是有网友为博取流量，利用AI软件生成，彻头彻尾的谣言。

其实对所谓的大规模拆迁和天价补偿，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一眼判断其真假。

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城镇化水平已经比较高，城市建设基本成型，不可能突然大搞拆迁。而且2021年时，住建部曾专门发文，禁止大拆大建。

再者，动辄赔个几千万、十几套房，明显也脱离实际。拆迁补偿是和房地产市场挂钩的，现在楼市不景气，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全都在过紧日子，不可能豪掷千金。

比如有成都的开发商提到，“现在的拆迁补贴基本上按照1:1、1:1.5进行，拆迁补贴也就一个人20万元以内”，这一说法才更接近真实情况。而且棚改货币化退场之后，大部分拆迁补偿都是给房子。



图/图虫创意

很多人轻信谣言，一些四川网友更是为之亢奋激动，一方面是因为，对宏观区域政策的理解存在认知门槛；另一方面在于，对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政策投入，确实在不断加码。

当下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不确定风险增加。为了防范各种风险，也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中央层面在2023年底曾首次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就在前不久，中央再次发文，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一系列动作都显示出，对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投资、资源倾斜力度在不断升级。

四川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历史上就是我国的大后方，此前批复的《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对四川的定位，正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是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地区”。

国家要建设战略腹地，要搞产业转移，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入，被委以重任的四川，自然得大兴基建，大规模拆建实现配套升级，在逻辑上，这确实容易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给谣言的传播提供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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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中央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在拉动投资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当下全国经济处在调整阶段，下行压力仍在。为了扩大需求，在金融、地产等领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强效的刺激措施。

在此背景下，大家对中央放大招救经济，依旧抱有较高的期待。关于万亿基建项目砸向四川，成都启动大拆迁的消息，符合外界希望经济得到进一步刺激的心理预期。

所以，哪怕它是假消息，在传播过程中也极容易被轻信。

在西部地区大兴基建，大搞开发，这种“给政策+大撒钱”的模式，可不可以拉动投资，扩大内需？

理论上当然可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就是多数地区的发展常态。

比如在本世纪初，国家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建设，在政策的强力扶持和引导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像贵州在前些年就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

随着基建不断完善，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招商引资下，沿海地区的产业也积极响应号召，加速向内陆迁移。在此过程中，重庆、成都、郑州等城市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

受益于此，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的GDP增长，曾长期位于全国前列。



图/图虫创意

可见，将海量资源投入到欠发达的中西部，进而盘活全国经济的大局，在过去一段时期，这样的投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2008年前后，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背后离不开对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大建设——2008年到2013年这5年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GDP比重，从18.1%提高到20.0%。

问题在于，投资驱动模式本身不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也会边际递减，脱离实际需求大兴基建只会劳民伤财，加剧地方的债务负担。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还是寄希望于中央给政策，大规模、无节制地砸钱搞基建，大兴土木，而忽视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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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网民兴奋过头，对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迁的假消息过度欢迎与支持，甚至将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产业转移，当成是“新三线建设”，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还是受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影响。

为了缩小东西经济差距，中央对一些内陆省市，长期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扶持。像四川就是接收转移支付大省，每年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超过5000亿元。

在西部大开发初期，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面貌，并为产业转移打下硬件基础，进而促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向内陆省市汇聚，这种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现在，西部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建红利消退，债务压力增加。转变增长方式，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已成为当务之急。

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入，要淡化行政干预的投资理念，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复制之前的路径，甚至沿用备战时期“三线建设”的思路。



▲成都（图/图虫创意）

其实我们看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相关表述，是“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过去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典型的是富士康，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内迁到郑州、重庆等地。

如今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涉及到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具备了发展中高端产业的一定基础。

但反过来看，产业层次越高，对生存发展环境的要求也越高。

比如，如果你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选址时，肯定不会只是简单地考虑交通是否发达，还会考虑融资是否便利，有没有充足的科教资源、人才储备，营商环境是否友好，等等。

靠行政指令决定产业迁移方向，“指哪儿打哪儿”，这本身就不太现实，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最终布局和分布，一定是地区综合竞争的结果。

因此，盲目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合时宜。新城变鬼城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果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吸引相关产业入驻，那么，大规模投资建设砸下去的钱，会转化为无效的基建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

所以，对于四川大兴基建、拆迁暴富的炒作，要辟谣很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思维，减少社会对“大基建”和强刺激措施的过度期待。

而对内陆省市来说，相对于等政策倾斜、盼中央砸钱，提升管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这才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