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议题之一，也是美国试图影响台海局势的重要工具。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在对台军售上的表现既有延续性，也有明显的差异。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有关《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比较研究》的报告，从中我们可以就两届政府的主要政策内容、异同点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2017-2021年的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外交政策核心，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在对台军售方面，他采取了“快速、大量、高质”的策略，通过法律框架的调整，简化审批流程，加强对台武器出口。特朗普时期共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包括：2018-202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NDAA），明确支持对台武器销售；《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台北法），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保障对台军售的资金支持。

具体的军售形式以直接商业销售（DCS）和政府间军售（FMS）为主，涵盖战斗机、导弹、防空系统等高端装备。这其中就包括史上单笔最大军售订单——总额高达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机，订单总额高达8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将对台军售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强调“化整为零”和“小步快跑”的策略，频繁进行多次军售以避免一次性大规模军售引发中方强烈反应。



而到了2021年的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基调，同时在内容和频度上做出调整，突出对台湾“防御能力”和“韧性建设”的支持。拜登执政期间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包括：2022-2024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强化台湾韧性法》和《保护台湾法案》，提出通过军援和经济援助增强台湾的综合能力。

相较于特朗普时期，更加突出“不对称防御”，如支持发展海底作战能力、信息安全能力。军售方式上首次引入“军援”形式，这是在美台所谓的“断交”后首次出现，对台提供的直接军事援助。同时，军售频率也更高，截至2024年，拜登政府已宣布18次对台军售，远超特朗普政府的11次。



如果说相同点的话，两届政府均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将对台军售作为“以台制华”的重要手段，强调“快速审批”和“高效执行”。同时，两届政府均以《国防授权法》为基础，通过逐案审批机制推动对台军售。而特朗普提出的《台北法》和拜登推行的《保护台湾法案》均旨在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增加对大陆的制约。

有相同点就有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不对称作战”需求，提供弹药、指挥系统等多元装备，而特朗普则偏重于传统大宗武器如战斗机、防空导弹等。同样的，特朗普以少量大额军售为主，单次金额较高，而拜登则倾向于高频次、小金额军售。此外，像前文提到的拜登政府首次引入军援模式，直接提供资金和装备支持，这是特朗普时期未曾涉及的内容。



至于产生不同点的原因，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因贸易战加剧，但台海局势相对稳定，美国对台军售更多以经济和装备为主；而到了拜登时期，国际局势复杂化，如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试图以“乌克兰模式”制衡中国。

同时，特朗普强调经济优先和军工复兴，对台军售更多考虑商业利益，通过高额武器订单刺激美国经济。共和党则以实力优先为导向，聚焦直接经济和军事竞争。相比之下，拜登更注重盟友协调和国际合作，强调台湾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将对台军售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民主党也更强调技术竞争、意识形态对抗及区域战略协作。



总体来看，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有着高度的政策延续性，但因国内外环境和两党理念的不同，又呈现出显著差异。拜登政府通过频繁的小额军售和首次引入的军援形式，进一步深化美台军事合作，凸显其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政策。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种变化无疑为台海局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同时坚定推进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