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后，候任总统特朗普组建的执政团队中涉及对华关系的人员，一直受到中文舆论的紧密关注。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媒体在大选前就连发文章，呼唤寻找下一个“基辛格”。中方的这种心态源自何处？当前美国政坛是否有可以满足中方期待的人选？



位于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三（12月11日）晚举行了2024年度晚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员会致信，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保持沟通”，希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相关人士，继续关心支持中美关系。这是继去年该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习近平致信庆贺之后，习近平再次致信这一组织。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帮助美国企业到中国经商，并为此在华盛顿作游说工作的行业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承载了中方希望借助其力量稳定中美关系的期待。这与中国官方媒体上寻找下一个“基辛格”的呼声显示出一致性。

时移势易

早在今年8月，澎湃新闻网就连发多篇文章，以《寻找“基辛格”》为题，分析当今美国政坛可能起到类似当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人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对此做了报道。

现居纽约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方面在大选结束后，曾试图与共和党以及特朗普身边团队的人接触，“就是寻找一个跟特朗普关系比较密切的这样一个人”，但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

邓聿文分析说，要注意区分媒体和中国政府的不同意愿，中国政府未必是期望找到另一个“基辛格”，而主要是想找到一个能帮助中国在美中之间传话的人；而中文媒体上的这些以“寻找基辛格”为题的报道则可能主要是民间的一种期待。

对中国方面的这一期待，本台记者采访的多位美方专家却不太以为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戴维·麦考特（David M. McCourt）对记者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位类似于基辛格这样地位、并起到相似作用的人物，“因为战略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在1970年代，中国还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也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需求，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进行区隔。基辛格看到这个格局，并预见到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他和尼克松都很愿意促成这一合作的实现。”

一般认为，基辛格作为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0年代初秘密访问中国，帮助促成中美反苏联盟，是其成为中美关系扛鼎人物的重要基点。

麦考特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从197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美国对中国是友好的，基辛格就代表了这样一直倾向，即美国人喜欢中国；另一方面，基辛格也代表了一种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路，即主要思考战略性问题，权力平衡、大国政治等等，“在中国人看来，基辛格有关战略、现实主义以及大国政治的观点，可能是更好的美国人看待中国的基础，而不是那种更有批判性的、担忧的、恐惧的，以及威胁性的叙事。”

但中美关系近些年来不断走低，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战略格局也已经大不同于冷战时期。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间，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与此同时，多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也是显著的事实，共和、民主两党在诸多议题上长期分歧，但在对华强硬的立场上则趋于一致。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军事研究员何天睦博士对记者分析说，“现在（美国）政治环境是分裂的，但对中国的不信任是共同的。”他说，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是散碎的，再加上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了北京在美国官员和领导人中建立亲华群体的机会，这甚至也限制了中国影响和游说国会议员的能力。

何天睦认为，现在似乎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的权威和影响力的人物了，但他又说，也许美中关系再次出现紧张/冲突的格局时，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毕竟基辛格也是在中美关系比较糟糕，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降低双边关系压力的时候崛起的。




2023年7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 (路透社)
候选人何在？

在中国媒体对寻找下一个“基辛格”的报道中，提到了多位在中美关系领域工作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shton Thornton），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院长詹姆斯·斯坦伯格教授（James Braidy Steinberg），还有较年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美国前国务院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等人，社交媒体上则常有人提及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

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甦棣（Stephen M. Young）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则提及其他几位人物，“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他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还有韦德宁（Dennis Wilder），他曾担任中情局副局长。”杨甦棣同样也提及了曾与他共事过的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

另外，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有中国学者提及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麦考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及了白洁曦教授，以及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政策圈层里的，但并不认同把中美关系等同于零和游戏，这是华盛顿对华政策良好的基础。”他也提及作中国研究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但他说，这些人的情况和70年代的基辛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内有很大的权力。

麦考特强调，这些专家倾向于稳固中美关系，“尤其是白洁曦，她致力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降温，缓和华盛顿的氛围。” 他认为，像白洁曦这样的“竞争共存派”，他们强调通过合作而非只是竞争或对抗，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中美关系。

何天睦则并不确定目前阶段有什么样的人能担当类似于基辛格的重任，他强调，“对华政策高度政治化并具有党派色彩，个人的影响力仅在其所在党派执政时才得以体现。”

但麦考特指出，中国方面或许可以转向五角大楼（国防部）去寻找对他们有帮助的人，“在五角大楼，可能我们无法找到基辛格这样的人，但可以实现更好的军事关系。”

麦考特分析说，在五角大楼更容易找到愿意从战略高度谈话的人，但如果去商务部、财政部，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脱钩方面的具体问题，包括技术转让、数据隐私等等。他不认为这些地方能出现愿意像基辛格那样着眼于大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