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全球竞争AGI的起跑线，其实早在2010年就画在伦敦街头。

DeepMind，于2010年在伦敦成立，比Anthropic和OpenAI早了好几年。

然而，尽管DeepMind早早在伦敦成立，后来还是以约4.4亿欧元的价格卖给了谷歌，如今世界闻名。

诸如此类的例子太多，欧洲一次又一次地错失机遇，导致美国已经领先欧洲好几条街。

三家最具价值的AI初创公司——Anthropic、OpenAI和xAI——都扎根美国。且美国有7家科技公司的市值达到万亿美元，而欧洲一家都没有。

即便以这个市值的十分之一为标准，美国有33家科技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欧洲仅有4家。

为什么欧洲至今没有诞生万亿美元市值的科技公司？

《金融时报》作者Ian Hogarth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最终分析指出，缺乏经验丰富的创始人是最根本的因素。



随后，LeCun在领英上转发了这篇文章，并补充了另一个重要因素：过去十几年里，人工智能领域几乎所有的基础性创新都不是来自初创企业，而是来自资金充足的大型行业研究实验室，例如谷歌、Meta、微软及其他少数公司。



缺乏经验丰富的创始人

根据Hogarth的分析，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欧洲落后于美国的原因是过度的监管。确实，欧洲的创始人在面对繁琐的官僚程序时，比美国同行要承受更多的拖累。

以德国为例，公证程序为筹集资金的创始人，特别是天使投资者，增加了巨大的负担。这显然对初创生态系统是不利的。

另一个欧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在知识产权商业化过程中占有高比例的股权，这使得外部投资者几乎无法进入。

不过，Hogarth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创始人的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对于一些拼劲十足的创始人来说，官僚障碍并不是核心障碍。

但要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创始人也不简单。科技创业是一门技艺，越练，才能越精。

比如，Hassabis在2010年准备为DeepMind筹集第一轮资金时，他比别人更清楚该怎么做——直接奔硅谷找彼得·蒂尔和埃隆·马斯克，而非浪费时间去寻求保守的欧洲投资者。

而且，更有经验的创始人也往往喜欢挑战更大的难题。

马斯克就是典型例子——他在1995年创办的第一家公司Zip2是一家互联网城市指南，1999年创办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在线银行，而2002年创办的第三家公司则是一家太空探索公司。



如何解释这种野心的提升？或许最深层的原因是，创过一次业后，你会明白其中的艰难。正因如此，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更坚定地选择一个足够激励人心的目标，让它值得你去面对那些注定无法避免的低谷。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自然选择的机制——任务越困难，所需的技能水平越高，第一次创业的创始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

缺乏敢于冒险的投资者

不得不说，敢冒险的投资者往往也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这些人往往是最大胆资本的来源，他们资助的初创公司通常承担更高风险，或者需要更长的孕育期才能开始运作并盈利。

在硅谷，超过60%的顶级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本身就是企业创始人，而在欧洲，这一比例仅为8%。这种差距直接影响了风险偏好。

让我们回到DeepMind的故事。

2014年，成立仅四年的DeepMind被谷歌以4亿英镑收购。如今，Hassabis领导谷歌AI，从AlphaGo到AlphaFold接连突破。

早在2018年，Hogarth就曾在一篇名为「AI Nationalism」的文章中讨论过DeepMind被收购对英国的损失，而到了2024年，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尖锐。



博客地址：https://www.ianhogarth.com/blog/2018/6/13/ai-nationalism

发生了什么？他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Hassabis在追求自己使命的过程中，没有获得足够大胆的资本支持。

相反，谷歌创始人Larry Page能够为Hassabis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长期高风险资金，由此成就了DeepMind。

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欧洲有人敢站出来支持Hassabis，今天的AI格局会否不同？

类似的故事还在上演：谷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重金押注自驾车和量子计算，而这些技术可能需要十年才能盈利。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核聚变。核聚变本该是欧洲的强项：它在核聚变研究上的公共投资超过美国，科学家更多，技术领先。

例如英国的联合欧洲托卡马克（Joint European Torus），它创下了聚变功率的纪录；以及德国的温德尔斯坦7-X，这是全球最先进的斯特拉拉托反应堆。

欧洲理应有机会获胜。但是看看私人初创公司，你会发现美国有四家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而中国只有一家，欧洲则一个都没有。

归根结底，这仍然与大胆的创始人主导的资本投资密切相关。美国筹资最多的聚变初创公司，其早期资金来自萨姆·奥特曼、维诺德·科斯拉和比尔·盖茨等经验丰富的创始人。正是他们这种乐观拥抱高风险的精神，推动了下一代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欧洲开始尝试这种方式。2021年，Spotify创始人Daniel Ek以1亿欧元支持AI防御公司Helsing，当时没有其他投资者愿意接盘——他是唯一一个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人。



这一赌注奏效了。Helsing随后拿下多个重大政府军事合同，并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吸引了超8.3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样的案例在欧洲太少，但却展示了转机的可能性。

别再卖公司了

我称经验丰富的创始人为「关键物种」，不仅因为他们创办和投资更大胆的公司，还因为他们以微妙方式扶持下一代创始人。

比如，Napster联合创始人Sean Parker用自己的失败经验帮了Mark Zuckerberg一把：他建议小扎确保董事会完全由自己掌控。

这在2006年尤为关键，Yahoo开出10亿美元收购Facebook，但Zuckerberg果断拒绝，尽管董事会倾向卖掉公司。如今，Meta已是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



2005年，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以及当时公司的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在加利福尼亚州

Spotify创始人Ek的故事类似。第二次创业时，他也拒绝了谷歌的10亿美元报价，坚持独立，如今Spotify市值950亿美元。简单来说，想冲刺万亿美元估值，关键是别过早「清仓」。

当然，没卖出去也可能是对方的失误。1998年，谷歌创始人试图以100万美元卖给雅虎，雅虎拒绝；2002年雅虎开价30亿，但谷歌要价50亿，交易再次泡汤。今天，Alphabet市值超2万亿美元，而雅虎早已成历史。

欧洲也有类似案例：荷兰支付公司Adyen未出售，如今市值460亿美元；Arm因2020年英伟达收购案被阻止，市值飙至1430亿美元。若当时交易成功，英伟达的霸主地位可能更无法撼动。

伟大的公司需要时间。ASML自1984年扎根芯片制造，如今市值超2750亿美元；Nvidia成立17年时，市值不过100亿美元，而现在已达3.4万亿美元。

如果欧洲想诞生科技巨头，需要创始人和投资者以钢铁决心坚守初心，拒绝早早套现，坚持长期建设。

工业研究是催化剂



Meta研究负责人Yann LeCun在回应《金融时报》文章时指出了一个关键因素——

过去12年，几乎所有AI基础创新并非来自初创公司，而是来自像谷歌、Meta和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资助的研究实验室。

LeCun认为，DeepMind如果不被谷歌收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DeepMind的原始商业模式并不现实——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研究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时间表过于乐观。

20世纪80年代，欧洲仍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实验室，如西门子、法国电信和阿尔卡特等。但LeCun认为，这些公司未能像美国科技巨头那样，让研究事业变得具有吸引力。

LeCun认为，有雄心的工业研究是整个初创生态的重要催化剂。

他以2015年Meta AI研究实验室（FAIR）在巴黎的成立为例：这几乎单枪匹马地复兴了巴黎的AI初创生态系统，如今巴黎是欧洲最活跃的AI中心。

Mistral的总部就设在巴黎，前不久刚刚放出124B多模态巨无霸Pixtral Large。今年6月完成融资后，Mistral的估值已达到约6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