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准与美国的矿产协议 乌克兰的今天是谁的明天?(组图)
6Park 生活 4 hours, 31 minutes
就在昨天,乌克兰批准了与美国的矿产协议条款,泽连斯基将在28日访问美国期间签署该协议。
三年前的2月24日,俄罗斯以援助顿巴斯地区的独立组织为由向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拜登政府以维护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为基础出发,以北约为主要框架,向乌克兰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然而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更迭导致这一策略已宣告失败。即便抱有最好的幻想,美乌关系依旧扭转直下。
如今三年过去了,打赢俄罗斯已成为不可能。乌克兰丢失了领土,耗空了经济和人力,援助变成了债务,想加入北约而不得,现在被逼的卖矿。欧美到底让乌克兰得到了什么?
泽连斯基本人也一下从了国际反俄领袖变成了特朗普眼里的政治小丑。由于之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已经到期而乌克兰宪法拒绝在戒严状态下选举,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受到了部分反对派特别是俄罗斯的质疑。泽连斯基长期以来否认这种说法,将其完全视为俄罗斯的敌对宣传。然而现在特朗普却选择在这一问题上向泽连斯基施压。
在高度的压力下,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基辅邮报》采访时开始软化自己的立场。他表示,“如果是为了乌克兰的和平,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我下台,那我准备好了。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存在这样的条件,我可以拿这个来换加入北约。”
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是,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在我国互联网中得到了比欧洲更多的舆论关注。这可能与欧洲人刚刚被JD·万斯的讲话精神重创有关,也可能与欧洲人更在意224三周年纪念活动有关。最有可能是,欧洲人现在无暇顾及太多乌克兰的情况,眼下最让欧洲人破防的是特朗普正在挥舞小塔夫脱的旗帜,彻底重置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在我国,鉴于各方在俄乌立场上的分裂态度,泽连斯基的形象在圣人和小丑之间来回切换。
很大程度上,战争的最终结果才能决定泽连斯基究竟是圣人还是小丑。我国舆论场上的二极管表现来自对自身情况的符号化联想。关键在于,如何认知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事实更为客观的分析需要冷静的评估,泽连斯基只是一个在日益转向大国政治时代的小国政治领袖,他只能与乌克兰一道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挣扎。
泽连斯基的原始政治形象来自于他所出演的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他在电视剧中以高度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派的形象对乌克兰长期以来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进行抨击。这为他赢得了乌克兰民众的大量好感,并最终成为其在2019年总统大选胜利的原始诱因。
泽连斯基政府的早期施政重点更多集中在所谓的国内反腐败问题上。比如取消议员的法律豁免权,改革深受乌克兰寡头影响的媒体系统都是他早期政治胜利的成果。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政治局外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一样,充满了不稳定性。政治丑闻和成员频繁更迭是泽连斯基政府家常便饭的话题。反腐败改革也如同历届前任政府一般归于沉寂。在2021年底,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率下降为24.7%。
在外交问题上,泽连斯基政府试图在更加困难的情势下走钢丝。一方面,泽连斯基承诺进一步加深与欧盟的经济联系,争取成为欧盟共同市场事实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在顿巴斯问题上展现出积极外交的姿态,试图在政治现实和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之间缓和冲突。
笔者在之前的问题上指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接受乌克兰脱离自己的影响力。除非乌克兰全面倒向俄罗斯,否则这场战争难以避免。问题是,乌克兰倒向俄罗斯同样不如许多人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现代乌克兰国家边界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历史上,今日所说的赫尔松包括克里米亚等黑海北岸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克里米亚汗国。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俄罗斯帝国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拉锯,最终占据了这一地区。换言之,今日乌克兰边界内的一半领土可能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没有什么历史联系。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乌克兰民族建构追溯到17世纪,但这更多是为了20世纪的政治现实重新构建的结果。至少对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而言,他可能只有关于鲁塞尼亚的观念,而没有乌克兰的观念。
真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只有可能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然而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几乎都发端于当时由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加利西亚地区,他们的辐射力也主要集中在利沃夫和基辅等地区。1917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机宣布一个乌克兰政治实体(即乌克兰中央拉达),并宣称对所有他们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具有统治权。俄罗斯临时政府承认中央拉达为地方自治机构,但也仅仅将基辅、沃伦、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五个地区划入该地方自治实体管辖。
十月革命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扩充自己的领土宣称提供了条件,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单方面扩充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后迅速宣布独立。从波兰到克里米亚,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四处出击的最好理由。最终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出,当代乌克兰版图才由乌克兰苏维尔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长期有效的政治实体逐渐稳固下来。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历史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乌克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部分裂的政治实体。乌东和乌南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更为紧密;而乌西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反抗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三重结果。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重新占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赫鲁晓夫单方面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的行为不可能改变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长期历史联系,甚至俄罗斯今日在乌克兰的主要占领地区也都集中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除了少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即便是大部分俄罗斯反对派也承认这些地区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今日一半的乌克兰领土只是在乌克兰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情况下被划入乌克兰的行政区。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抛弃这一前提,那么俄罗斯自然也会觉得需要收回自己的额外付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显然知晓这一点。为了对抗俄罗斯的庞大影响力,他们与高加索国家一样,不约而同地选择与自由主义结盟,通过倒向西方获得与俄罗斯博弈的筹码。这一点在冷战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俄罗斯因为苏联解体而空前衰弱的情况下,这种“自由民族主义”在乌克兰西部获得了广泛支持。
如果俄罗斯持续衰弱下去,乌克兰选择哪边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问题是,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的衰弱得到了相对控制。这反过来成为了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地缘政治核心问题,无论导向哪边,都会让另一边极度不满。更为糟糕的是,它似乎连哪一方都得罪不起。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2022年的战争可能是一场迟到了一百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挽救了泽连斯基岌岌可危的支持率时,也让泽连斯基不需要再做出选择,因为他只能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日益倒向西方。
这尤其体现在对西方价值观同盟的靠拢上。俄罗斯与西方成为无人机时代的恶龙与骑士。浪漫化的骑士小说帮助乌克兰将自己的战争转化为道德战争,或者说正义与邪恶之战。俄罗斯军队成为了“兽人”,普京必须是“邪恶的独裁者”。只不过现实是否如其所愿就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泽连斯基政府一开始尽可能维持体面。比如在战争的头两年,泽连斯基本人及外交部长库列巴都避免明显得罪我国,在外交措辞上尊重我国的中立性。但从2024年开始,随着在军事上日益被动,乌克兰对西方价值观的狂热与日俱增。亲乌阵营频繁的“正义必胜”口号就是这种道德狂热的明显征兆。
军事上的失败只能由狂热的价值观认同所替代——被迫撤退变成了完成预定战术任务的自主撤退;阵地的丢失变成了对俄罗斯“兽人”造成大量损失的胜利。乌克兰总参谋部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将乌克兰的军事失败转化为不断的成功,甚至我国和巴西所提出的和平协议也成为乌克兰政府的抨击目标。
乌克兰狂热拥抱西方价值观的结果笔者已经在之前的文章解释过,这只会导致它愈发深入地参与到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中。从他人地里抢吃的行为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使乌克兰已然陷入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中。
更为糟糕的是,在特朗普政府转向大国竞争的同时,乌克兰对西方价值观同盟的紧密拥抱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举措,其本质上与1949年加入国民党军队没有太大区别。这也是为何大多数国际观察家将乌克兰看作成为世界秩序变动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欧洲不可能填补美国退出后留下的战略空白,甚至欧洲和乌克兰已经一起坐在了小孩那桌。某些人可能对新任德国总理抱有不切实际的厚望,然而考虑到德国糟糕的工业现状和默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对乌克兰的大力援助等同于德国财政崩坏。
国际秩序变动所带来的绝望不仅在乌克兰和欧洲,也传导到了西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政治实体。这一实体与欧洲人一样,用“以为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为自我催眠的借口,将自认的道德优越性转化为政治胜利。
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信仰的“历史终结”只是福山这样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对世界的错误判断。恰恰相反,躺在坟墓中的亨廷顿正在发出胜利的笑声,俄乌战争就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俄罗斯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来源之一就是保卫俄罗斯文明。在杜金这样的人眼中,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必然结果,这股思潮试图摧毁俄罗斯人所珍视的历史和传统。
与乌克兰一样,台湾地区长期以来以拥抱西方价值观的方式将自己塑造为“文明国家”的一员,特朗普的行为同样对其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打击。当然,许多分析家会指出,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的价值比乌克兰更高;特朗普政府也承诺要将力量更多集中在对抗我国上。
只不过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对试图收缩为正常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台湾地区的价值没有这些分析家想象得那么高。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将台湾地区视为不可分割的核心地缘政治利益时,保卫台湾地区是一项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变化可以作为佐证,毫无预警地解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和要求台积电强制搬迁都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重视度的下降。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开始的话题。泽连斯基不是圣人也不是小丑,但乌克兰的命运只会一天比一天黯淡。亲乌阵营的道德狂热无法抵消乌克兰逃兵率日益攀升的事实,逃兵率的攀升又反过来恶化了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正如泽连斯基从拒绝割让土地到承认事实占领一样,他关于总统职位的态度软化只是一个开始。在日益糟糕的现状面前,他会不断做出让步,而乌克兰的胜利只能存在于齐泽克的白日梦中,等待奇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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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2月24日,俄罗斯以援助顿巴斯地区的独立组织为由向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拜登政府以维护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为基础出发,以北约为主要框架,向乌克兰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然而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更迭导致这一策略已宣告失败。即便抱有最好的幻想,美乌关系依旧扭转直下。
如今三年过去了,打赢俄罗斯已成为不可能。乌克兰丢失了领土,耗空了经济和人力,援助变成了债务,想加入北约而不得,现在被逼的卖矿。欧美到底让乌克兰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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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本人也一下从了国际反俄领袖变成了特朗普眼里的政治小丑。由于之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已经到期而乌克兰宪法拒绝在戒严状态下选举,泽连斯基的总统合法性受到了部分反对派特别是俄罗斯的质疑。泽连斯基长期以来否认这种说法,将其完全视为俄罗斯的敌对宣传。然而现在特朗普却选择在这一问题上向泽连斯基施压。
在高度的压力下,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基辅邮报》采访时开始软化自己的立场。他表示,“如果是为了乌克兰的和平,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我下台,那我准备好了。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存在这样的条件,我可以拿这个来换加入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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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战争的最终结果才能决定泽连斯基究竟是圣人还是小丑。我国舆论场上的二极管表现来自对自身情况的符号化联想。关键在于,如何认知美国所谓的“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事实更为客观的分析需要冷静的评估,泽连斯基只是一个在日益转向大国政治时代的小国政治领袖,他只能与乌克兰一道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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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的原始政治形象来自于他所出演的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他在电视剧中以高度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派的形象对乌克兰长期以来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进行抨击。这为他赢得了乌克兰民众的大量好感,并最终成为其在2019年总统大选胜利的原始诱因。
泽连斯基政府的早期施政重点更多集中在所谓的国内反腐败问题上。比如取消议员的法律豁免权,改革深受乌克兰寡头影响的媒体系统都是他早期政治胜利的成果。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政治局外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一样,充满了不稳定性。政治丑闻和成员频繁更迭是泽连斯基政府家常便饭的话题。反腐败改革也如同历届前任政府一般归于沉寂。在2021年底,泽连斯基政府的支持率下降为24.7%。
在外交问题上,泽连斯基政府试图在更加困难的情势下走钢丝。一方面,泽连斯基承诺进一步加深与欧盟的经济联系,争取成为欧盟共同市场事实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在顿巴斯问题上展现出积极外交的姿态,试图在政治现实和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之间缓和冲突。
笔者在之前的问题上指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接受乌克兰脱离自己的影响力。除非乌克兰全面倒向俄罗斯,否则这场战争难以避免。问题是,乌克兰倒向俄罗斯同样不如许多人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现代乌克兰国家边界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历史上,今日所说的赫尔松包括克里米亚等黑海北岸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克里米亚汗国。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俄罗斯帝国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拉锯,最终占据了这一地区。换言之,今日乌克兰边界内的一半领土可能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没有什么历史联系。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乌克兰民族建构追溯到17世纪,但这更多是为了20世纪的政治现实重新构建的结果。至少对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而言,他可能只有关于鲁塞尼亚的观念,而没有乌克兰的观念。
真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只有可能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然而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几乎都发端于当时由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加利西亚地区,他们的辐射力也主要集中在利沃夫和基辅等地区。1917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机宣布一个乌克兰政治实体(即乌克兰中央拉达),并宣称对所有他们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具有统治权。俄罗斯临时政府承认中央拉达为地方自治机构,但也仅仅将基辅、沃伦、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五个地区划入该地方自治实体管辖。
十月革命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扩充自己的领土宣称提供了条件,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单方面扩充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后迅速宣布独立。从波兰到克里米亚,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四处出击的最好理由。最终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出,当代乌克兰版图才由乌克兰苏维尔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长期有效的政治实体逐渐稳固下来。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历史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乌克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部分裂的政治实体。乌东和乌南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更为紧密;而乌西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反抗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三重结果。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重新占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赫鲁晓夫单方面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的行为不可能改变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长期历史联系,甚至俄罗斯今日在乌克兰的主要占领地区也都集中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除了少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即便是大部分俄罗斯反对派也承认这些地区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今日一半的乌克兰领土只是在乌克兰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情况下被划入乌克兰的行政区。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抛弃这一前提,那么俄罗斯自然也会觉得需要收回自己的额外付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显然知晓这一点。为了对抗俄罗斯的庞大影响力,他们与高加索国家一样,不约而同地选择与自由主义结盟,通过倒向西方获得与俄罗斯博弈的筹码。这一点在冷战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俄罗斯因为苏联解体而空前衰弱的情况下,这种“自由民族主义”在乌克兰西部获得了广泛支持。
如果俄罗斯持续衰弱下去,乌克兰选择哪边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问题是,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的衰弱得到了相对控制。这反过来成为了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地缘政治核心问题,无论导向哪边,都会让另一边极度不满。更为糟糕的是,它似乎连哪一方都得罪不起。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2022年的战争可能是一场迟到了一百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挽救了泽连斯基岌岌可危的支持率时,也让泽连斯基不需要再做出选择,因为他只能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日益倒向西方。
这尤其体现在对西方价值观同盟的靠拢上。俄罗斯与西方成为无人机时代的恶龙与骑士。浪漫化的骑士小说帮助乌克兰将自己的战争转化为道德战争,或者说正义与邪恶之战。俄罗斯军队成为了“兽人”,普京必须是“邪恶的独裁者”。只不过现实是否如其所愿就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泽连斯基政府一开始尽可能维持体面。比如在战争的头两年,泽连斯基本人及外交部长库列巴都避免明显得罪我国,在外交措辞上尊重我国的中立性。但从2024年开始,随着在军事上日益被动,乌克兰对西方价值观的狂热与日俱增。亲乌阵营频繁的“正义必胜”口号就是这种道德狂热的明显征兆。
军事上的失败只能由狂热的价值观认同所替代——被迫撤退变成了完成预定战术任务的自主撤退;阵地的丢失变成了对俄罗斯“兽人”造成大量损失的胜利。乌克兰总参谋部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将乌克兰的军事失败转化为不断的成功,甚至我国和巴西所提出的和平协议也成为乌克兰政府的抨击目标。
乌克兰狂热拥抱西方价值观的结果笔者已经在之前的文章解释过,这只会导致它愈发深入地参与到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中。从他人地里抢吃的行为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使乌克兰已然陷入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中。
更为糟糕的是,在特朗普政府转向大国竞争的同时,乌克兰对西方价值观同盟的紧密拥抱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举措,其本质上与1949年加入国民党军队没有太大区别。这也是为何大多数国际观察家将乌克兰看作成为世界秩序变动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欧洲不可能填补美国退出后留下的战略空白,甚至欧洲和乌克兰已经一起坐在了小孩那桌。某些人可能对新任德国总理抱有不切实际的厚望,然而考虑到德国糟糕的工业现状和默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对乌克兰的大力援助等同于德国财政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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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信仰的“历史终结”只是福山这样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对世界的错误判断。恰恰相反,躺在坟墓中的亨廷顿正在发出胜利的笑声,俄乌战争就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俄罗斯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来源之一就是保卫俄罗斯文明。在杜金这样的人眼中,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必然结果,这股思潮试图摧毁俄罗斯人所珍视的历史和传统。
与乌克兰一样,台湾地区长期以来以拥抱西方价值观的方式将自己塑造为“文明国家”的一员,特朗普的行为同样对其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打击。当然,许多分析家会指出,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的价值比乌克兰更高;特朗普政府也承诺要将力量更多集中在对抗我国上。
只不过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对试图收缩为正常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台湾地区的价值没有这些分析家想象得那么高。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将台湾地区视为不可分割的核心地缘政治利益时,保卫台湾地区是一项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变化可以作为佐证,毫无预警地解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和要求台积电强制搬迁都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重视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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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泽连斯基从拒绝割让土地到承认事实占领一样,他关于总统职位的态度软化只是一个开始。在日益糟糕的现状面前,他会不断做出让步,而乌克兰的胜利只能存在于齐泽克的白日梦中,等待奇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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