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天，上一辈笃信的“自我开发”的价值观，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反而与高度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一起，给韩国年轻的个体施压。在“别只会抱怨环境”“我们吃过的苦比你多”的讨伐里，年轻人在接近自虐的学习刷分竞争中，变成冷漠的歧视怪物。

最近豆瓣开分高达8.9的热播韩剧《善意的竞争》，又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卷疯了”的韩国教育。

首尔江南一所顶级高中，学生们的家境非富即贵，但他们依然要为眼前的高考杀红了眼，被补课填满，靠药物减压，自伤自虐，只为拿下金字塔尖的大学入场券。



（图/《善意的竞争》）

主角刘在依，全校第一，从出生开始就被医生父亲操控成“学习怪物”，一边输血，一边高效学习。她转头又从父亲的医院偷精神药物，发展产业链，带疯全江南高中生。

漫改而来的19禁剧情脑洞大开。现实世界里，冰美式造就不睡觉的韩国人神话，“首尔共和国”的戏称，暗藏首都与地方教育的极大失衡，韩国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也已然接近“怪物”。



（图/《善意的竞争》）

针对韩国年轻人这种精神状态，西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吴赞镐历经四年的社会调查与访谈，写就《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一书。他在书中提到，韩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边被无休止的自我开发和自我管理搞得疲惫不堪；一边崇尚学历歧视，鄙夷下位者，普遍对社会缺乏共情。

他用大自然里集体自杀的跳羚来形容韩国年轻人：“因为担心前面的羊把草都吃了，后面的羊往前挤，前面的羊被后面的羊挤着跑，后面的跟着跑，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直到遇到悬崖，同归于尽。”

这本详实的社会学著作的中文版刚刚上市，但成书已是12年前。其观察到的韩国年轻一代的特质，在今天依然存在，不仅仅是韩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也为这个经济下行、竞争加剧的世界敲响了警钟。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

[韩]吴赞镐 著 六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野spring



像西西弗一样自我开发

这两年在中国大学生群体里很火的“特种兵旅游”，早几年在韩国年轻人那里也很热门。吴赞镐总结：“现在的人，工作的时候要像‘怪物’那样，玩的时候要像‘特种兵’一样。”这背后，是时间管理和自我控制的利刃。

韩语里有一个词语자기개발，直译过来就是“自我开发”。自我开发类书籍与经济、管理类的书籍，在二十几岁读者常看的书单里，比例达到了69%。

自我开发是什么？吴赞镐提到了在中国也一度很火的韩国作家金兰都的《因为痛，所以叫青春》，以及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白手起家的演讲故事。这类鸡汤或成功学论断，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开发”。它们擅长教人“应该这样、不要那样”，劝年轻人少抱怨、多吃苦，像前总统那样，有靠捡垃圾维持工读、一路走向政坛巅峰的勇气。



（图/《低谷医生》）

鸡汤与成功学书籍我们并不陌生，但在作者的调查里，学生们醉心于自我开发，已经到了让人忧心的程度。

比如，大多数年轻人自我开发，只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有学生喜欢攀岩，但因为和就业无关，已经很久不去了。有品学兼优的学生给身为任课老师的吴赞镐发邮件，希望他可以“故意”给低分，这样学生就可以延毕，因为就业困难，保持应届生的身份可能会更好一些。



（图/《低谷医生》）

因无法就业而推迟毕业的大学生在韩国被称为NG (no graduation) 族。早在2015年，一位在韩国顶尖三大名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根据英文首字母，被称为SKY）之一的延世大学门口卖了四年鲜花的老奶奶对媒体感慨，因为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越来越少，毕业花束的销量减少了30%。

与此同时，年轻人即使得不到什么，依然还得不停努力，像西西弗推石头那样，无法脱离魔咒。自我开发甚至成了韩国上班族的强迫症，“为什么要用‘自我开发’这么帅气的词语去包装‘自我牺牲’？”

那么，为什么韩国人会如此痴迷“自我开发”？

回到这个词语兴起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外向型经济的主导下，韩国创造了持续30年的“亚洲四小龙”神话，工业社会繁荣，经济腾飞。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1992年，韩国GDP排名从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13位。



（图/《安娜》）

那时，人人都信奉“在自己的人生轨道努力便可以成功”。只要在学校努力学习，在社会好好工作，即使无法尽善尽美，社会也会给予回报。

但吴赞镐笔下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被称为“IMF世代”。他们往往幼年目睹过父亲丢掉工作饭碗，被教育“只有赢才能活下去”。

1998年的一天，吴赞镐走在首尔街头，目睹上班族在满街的流浪汉的夹缝里安静穿行，他们的静默传达着：“如果在竞争中被淘汰，我也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时至今天，上一辈笃信的“自我开发”的价值观，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反而与高度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一起，给韩国年轻的个体施压。在“别只会抱怨环境”“我们吃过的苦比你多”的讨伐里，年轻人在接近自虐的学习刷分竞争中，变成冷漠的歧视怪物。



学历歧视，一种日常习惯

韩国文学和电影，非常擅长用充满感官想象的细节，来刻画分化的阶层。



（图/《寄生虫》）

著名的电影《寄生虫》会让人看完闻一闻，身上是不是有地下室的味道；金爱烂的小说《过子午线》里，主人公高考失利，到遍地补习班的鹭梁津复读，空气里的腥味被说成是“63大厦水族馆的鱼在高空腐烂的味道”。

这些描写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在于人的感官其实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它隐藏在细微的细节和习惯之中，无孔不入，又赤裸裸地展现出身份的差别和阶层的固化。

在与更多韩国年轻人的访谈中，吴赞镐不止一次地发现，他们会根据各种感官细节和习惯，从道德评判的角度，去歧视学历不如自己的人。



（图/《寄生虫》）

高丽大学的孝敬在上学的地铁上发现，那些喝着冰美式、嚼着冰块或者呼呼大睡的学生，是不会从高丽大学那一站下车的，地铁沿线还有首尔女大、同德女大、首尔工大等，“一个人平时的态度和公德心有多重要啊”。

另一位叫智敏的学生分享，朋友的男友来自地方大学（非首都圈的学校），朋友因为要做作业，不能和他约会。智敏觉得，地方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吧，荒废学业，对未来不怎么重视。学生们还会因为《经济学原理》地方高校的教学进度比首尔慢，就判断其学术能力不行。

更有代表性的是棒球服文化。调查中，65%的学生会在路上特意确认看到的高校棒球服背后的大学校名。因为高考失利进入西江大学工商管理系的石俊对自家学校的棒球服没兴趣。但据他观察，延世大学的学生穿棒球服都不会背双肩包，如果背也要单肩挎着。

漫天的偏见，让学历等级主义区别于“追求共同体利益”的学阀垄断，呈现出更深层的歧视，即要求社会认同“学力客观差异”，从更高处蔑视更低处。



（图/《安娜》）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身陷“自我开发”漩涡的年轻人们惯常选择的路线：和不够努力的人做对比，以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许多和吴赞镐交流的学生，不是没有意识到韩国的学历至上程度有多严重，但只要更进一步，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反转观点，开始强调自己高考有多努力。

学历等级主义的盛行，映射了年轻一代程度更深的自我内化。

去年11月，韩国高考创下21年来报考人数新高的纪录。因为医学院扩招，挑战医学院的复读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韩国高考为期一天，学生需要在八小时完成五个科目的测试。那一天，全国股市推迟开市，公司员工推迟上班，飞机在英语听力考试时停飞35分钟。



（图/《善意的竞争》）

而根据现行的韩国高校招生制度，高考成绩之外，学生生活记录簿、论文、面试技巧等都会成为大学评判学生水平的标准，中学各阶段成绩、社团或学生干部的经历都会进入生活记录簿。

《善意的竞争》中，这间贵族学校设有缤纷多彩的社团，其中还包括考医学院能够加分的医学社团，一位难求。从小地方来的主角走到大门口，几笼刚刚送到的小白鼠停在他的视线里。其中一个笼子里，一只小白鼠已经在斗争中失去了生命。



“一个痛快的解决办法都提不出来”

“我连一个痛快的解决办法都提不出来，美其名曰社会学的角度，何尝不是故意把放大镜对准了他们最赤裸的样子呢？虽然可以自豪地在课堂讨论年轻人如何被压迫以及压迫的结果，并且我相信这是对孩子们独特的社会学的安慰方式，但是我们的共鸣就到此为止了。”

这是吴赞镐写在书末尾的一段反思。通常情况下，作为研究者提出研究问题、剖析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并呈现问题的各个细节之后，大家都会期待他们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图/《善意的竞争》）

诸如，韩国年轻人这么卷怎么办？学历至上的歧视令人如此窒息怎么办？年轻一代在现实世界的不公平面前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冷漠怎么办？社会学能做的其实很有限。

它能做的可能是治愈劝导自我开发的社会本身，打破自我开发的神话。一个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清除“只会抱怨环境”的偏见，同时规避“这样做就能改变世界吗？”的失败主义倾向。

吴赞镐讲述了自己在部队服兵役的亲身经历。他以二等兵的身份回家休假时，父母觉得需要让他带点吃的，去军队里打点一下前辈和上级。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开了个“坏头”，其他士兵休假回来也纷纷带特产礼物。直到有一次，在一位士兵带了二十几块比萨后，班长叫停了这场“进贡之战”。



（图/《善意的竞争》）

从部队到大学，从高考到求职，需要真正进入年轻人具体的情境里，诸如发现自我开发书籍背后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重新思考从机会到过程再到结果的平等与否，这些都能够帮助人们去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

而回到韩国社会的机制，大学企业化的趋势，让高校纷纷根据就业率调整专业结构，人文学科式微，以工商管理为主的经管类专业膨胀发展，财阀高度垄断的企业正在加入这个阵列，加剧了学生商品化的进程。“通宵加班，我可以”的求职战斗宣言背后，不应该只看到年轻个体的自我开发，更应该反思从教育到商业所形成的共谋体系。



（图/《善意的竞争》）

2023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我讨厌韩国》里，主角桂娜每天要花4个小时在上下班的通勤路上，在公司被领导画饼，却不能升职加薪。桂娜母亲认为她有稳定的对象和工作，接下来就应该自然而然地结婚生子，然而，她却不想如此，“我只是在想，能不能活得轻松一点”。

这部电影的原著中，主角有这样一句话：“有人问我，我为什么不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我的祖国也不爱我，不是吗？”

不只是年轻人，世界上有如此多复杂的群体样态，也许在将某一群体视为怪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深入其中，去听听个体的声音，去看看那个造出怪物的环境，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模样的。